（稷下学宫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孟子把杨朱做成了“显学”

墨子在齐国时，齐还没有稷下学宫，但那时墨学已是显学了。

所谓“显学”，在当时是指起于民间而广为流行的主张和思想，是被时人拥趸的学说。孟子在诸国推行仁政不成功，便转身批判“显学”去了。孟子“辟杨、墨”时，已是墨家后学时代，被称为“别墨”学派。那时，孟子正在稷下做先生，而“别墨”在稷下正当显学之时，代表人物是宋钘和尹文，此二人也是稷下风云人物。但孟子的“辟杨墨”显然不是针对稷下别墨宋、尹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杨”，指杨朱，就是那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一毛”是杨朱之学的核心。“墨”，就只能表指墨学了。

孟子为什么要去批判杨朱和墨学呢？表面看来，天下人“不归杨，则归墨”，要么追随杨朱之学，要么拥趸墨学。儒学反而在战国争霸中显得不合时宜，孟子行仁政就总碰壁，而惠施发起了具有国际和平意义的“会徐州相王”运动，却一举成功。所以，孟子要借“杨墨”来灭惠施。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情形并非像孟子说的那样。事实是，杨朱是个彻底的“为我”主义者，他既不会去著书，也不会去讲学，在当时哪里会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翻遍历史也没有找到杨朱有过什么著述或带了多少弟子门人，那么杨朱的影响何来？他和墨子的影响怎能同日而语？可孟子却偏偏要将一个寂寂无名的杨朱与墨子相提并论，这又是为什么？

从孟子好辩和常常以气势压倒对方的性格来看，他提杨朱纯粹是为了凑成一个人性的对子，有对子就会有排比句般的气势。他老师孔子有一句话叫“过犹不及”，从墨翟主张“兼爱”来看，兼爱是无亲疏远近，这是人性善过了头。而杨朱则与墨子完全相反，认为人性就是“为我”，可以说这是人性的“不及”。墨子的“兼爱”“爱”过了，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能力，人性对博爱能承受多少呢？杨朱的“为我”，又是人性的不及，所谓“过犹不及”，说明墨子“兼爱”与杨朱“为我”是一个毛病，所以两人都是思想上的偏执狂。孟子就这样东拉一个杨朱，西扯一个墨子，把他们放在一起，声东击西，批判起来才过瘾。

孟子说他好辩是不得已，对子式的痛批又来了，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骂得够狠！

杨朱原本就没什么名气，西河学派没见他的身影，稷下学宫也没他的踪迹。可孟子偏说，杨朱之言“盈天下”，如洪水滔天，必须灭了它们。不想孟子一骂，杨朱不但没有被灭，反而出名了，孟子给他戴了一顶“为我”的高帽子，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是为了立一块人欲的靶子进行射击，孟子万万没没想到，靶子被打成了主义——个人主义，杨朱风头无敌。杨朱没有著述，却有了主义；没有弟子，却成了一派宗师。

孟子辟杨墨，带有战国风气，有一种杀气和霸气，不像春秋诸子那样温文尔雅讲礼节。墨学在当时确实是显学，不仅与儒学不分上下，关键墨子还非儒，竟然还批判到祖师爷孔子头上了，墨子借用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说孔子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动乱。当然这个故事并非墨子本人所写，而是后世门人所为。作为孔门再传中的大儒孟子，当然责无旁贷要出来反击了。孟子本想将墨学拉下来，降到杨朱那样的档次，凸显其睥睨之势，结果墨学没被拉下，反而将杨朱抬举起来，又无端制造了一个儒学的劲敌和对立面。

孟子的气势虽然很足，但理上难免有亏，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似乎还将就着能说得过去，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儒家《礼运·大同》篇就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泛爱众”与“兼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怎能是墨学“无父”呢？这就是孟子好辩的一个特点，他只管意气风发，不管逻辑。

杨朱没有非儒，却被孟子拉来陪绑，被斥为禽兽，就因为孟子说他主张“为我”。注意，这个“为我”是孟子说的，强加给杨朱的，是被“孟子化”了的一说。孟子还说，杨朱以天下之利换他一根毫毛他都不换。孟子太聪明，抛出一个这么大的、在当时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伪命题，可能把天下都给震动了一把，因为这个命题很吓人。

为了强调杨朱“为我”的合理性，有人将杨朱的主张上升到个人主义的立场，但却忽略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个人主义的立场，主要是指个人权利形态，个体生命形态还在其次。而我们从“被孟子化”了的杨朱的“为我”主张来看，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关乎个体生命形态的，比如“贵己”、“全生葆真”，是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与个人权利无关。

我们再用思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命题，将“天下之利”与“一毛”的关系再作一番考察。“天下之利”是什么？不就是每个个体的“一毛”之利的集合体吗？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为政者如果能从这样的“天下之利”考虑出发，就是德政，就是仁政。

话头回到孟子，孟子雄辩，往往不是以讲道理胜，而常常是以气势胜，就看他在“天下之利”与“一毛”之间，以近乎无限之落差，蓄足了他巨量的势能，其势一泻千里，而沛然无御，所以他只管说得痛快。

可有谁知孟子的论敌“杨、墨”，就是惠施？因为惠施把杨朱与墨学给“合同异”了。

惠施的“合同异”

惠施与孟子相比，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不过，孟子好辩，而惠施则更是善于哲理性思辨的大思想家，同时，惠施还有审时度势、治国理政的操作能力，这是孟子所不具备的。

孟子“辟杨墨”，而惠施则将杨墨两家给“合同异”了。“合同异”的“异”，是不一样的意思，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强调两家学说的同一性。

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生活于同时代，是庄子的好朋友，是那种辩论起来棋逢对手式的好朋友。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到宋国行仁政时，惠施刚好在魏国做宰相。

那时，惠施发起了战国史上著名的“会徐州相王”的国际结盟运动，魏惠王邀约齐威王在徐州会盟。齐威王那时候很威武，整个齐国和稷下学宫正逢盛世，不过齐威王此时还应该叫齐侯。魏惠王带着一帮小诸侯国喽啰，在会盟大会上，尊齐侯为“王”，齐威王不好意思独担，也尊魏惠王为王，也就是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孟子去行仁政的那个宋国的宋偃君是第三个称王的。这事儿发生在公元前334年，是战国初期，那时诸侯们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敢称王。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是名正言顺的天下之王。春秋五霸都称“公”或“侯”，以爵位称呼，哪敢称王？但是，自从这次“会徐州相王”运动以后，诸侯们纷纷称王。

从那时起，惠施就成了孟子的对手。话从九年前说起，即从“会徐州相王”往前推九年，正是齐、魏两国大战之际，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魏国一败涂地，魏国太子申被齐威王俘虏。此时，魏惠王只好任用惠施为宰相，因为惠施主张“偃兵”和“去尊”。“偃兵”就是偃旗息鼓，不要打仗了，要和平。“去尊”就是不要想着做诸侯国的头，不要想着当“王”，诸侯们和平共处。魏国遭受重创，又面临秦、齐两国夹击，当然要“偃兵”了。所以，魏惠王对惠施简直言听计从，甚至还曾一度想禅让王位给他。

盛气凌人的魏惠王怎么一下子这么谦卑起来，还能接受惠施的“去尊”主张呢？因为当年魏国强盛时，曾领十二国诸侯朝见天子，遏制秦国，连尚武的秦国都害怕招架不住魏国。于是商鞅献了一计，尊魏国为王，并劝魏做天下之主，魏惠王就真自称“夏王”了。

战国争霸，敢称王者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惠施劝魏惠王“去尊”，把自己彻底放下来，要放得“天与地平”。既然魏国已被齐国打败，那就尊齐为王吧。与其倾全国之兵力去和齐国拼命，还不如“偃兵”，所以，才有“会徐州相王”之盟。

齐国大将匡章，也是孟子的学生，就很怀疑惠施，所以就质问他：你不是主张“去尊”吗，为什么还要尊齐侯为王呢？惠施讲了一通大道理之后，说如果尊齐侯为王能免于战争，人民不用战死，何乐而不为呢？这套说辞，当然骗不了匡章，惠施的用意无非是让齐国来扛大旗，让齐威王当出头鸟。所以，当齐魏会徐州相王时，楚国不干了，果然要出兵。可当时，齐楚势均力敌，加上楚国刚灭了东南一隅的越王。所以惠施的“偃兵”才得以成功。

惠施“偃兵”，显然从墨子的“非攻”思想发展而来，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首先，“非攻”在墨子是绝对的原则，而“偃兵”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墨子“非攻”，是以民间立场干预国家主张，以民间实力对抗霸权主义，而惠施的“偃兵”，则是一种国家奉行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和策略性的外交政策。

其次，“偃兵”是国家行为，当然要谈国家利益；而“非攻”则高举国际正义，要“兼相爱，交相利”，使各国皆“尚同”于“正义”，不拿“正义”来做交易。

还有，“偃兵”的思想基础也与“非攻”不一样，“非攻”是基于绝对化和理想化的“尚同”，而“偃兵”就是基于现实的妥协，这在惠施叫“合同异”。

墨子的“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而惠施的“合同异”，则要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同的国家利益要“合同异”，不同的思想流派也如此。惠施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合同异”的标本，与孟子不同，他将完全对立的“杨朱与墨子”“合同异”了。正是他，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样两种思想款式、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学说“合同异”了。

惠施是怎样“合同异”的呢？惠施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如何能“至大”呢？墨子的“兼爱”够大了吧，但惠施认为还不至大，“兼爱”还是人道主义，我们还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才是真正的“至大”，大到自然主义者当然无内外了。这就是惠施的“至大无外”。

如何能“至小无内”呢？这就是杨朱的“为我”了。在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身份体系，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至小”。只有独立的“我”，因其独特的个体性，就是“至小”。

“我”在天地万物自然循环中，是人道的一个小原子，“至小”不可分，一个人当然不能分两半了，这就是“无内”，“我”却因“至小无内”而觉醒了。非常有趣，惠施用“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的两个极端，把两个对立的思想家的理论给“合同异”了。但，惠施的“合同异”是保持各自不同的边界的共同体。

孟子辟杨墨，惠施合杨墨，孟子和惠施的差别在哪里？

孟子，将人体分为大体、小体，将人性分为大性、小性，将人心分为仁、义、礼、智四心。在孟子那里，大，基本是指道德理性，是仁义礼智；小，都是小我人欲。只要谈到人欲，孟子一概否定，且从不反省。

惠施不谈人性、人心，却谈第一人称和个体性的“我”，如杨朱“为我”，用个体性的“为我”，来维护他的“至小无内”。孟子认为这种“小体小性”的格局，是无法天人合一的。孟子的天人合一，是要消灭小我，以成全大我的，大我纯然与天为一。这个天是什么？天是仁义礼智，是天理，这就走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路上了。

惠施与孟子的过节

惠施“去尊”，使魏惠王内政外交雌伏，不得已而隐忍多时。策士张仪一来到了魏国，魏惠王就解雇了惠施，让惠施走路。人走了，可思想还在，张仪可以为相，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谁能清除其思想？当然是孟子！孟子“辟杨、墨”，主要是在魏国。

魏王请来孟子，奉之如师，为他“辟杨、墨”，对于行仁政，他不过是敷衍孟子而已。孟子也刚好借魏惠王之力“辟杨、墨”，打击惠施。他早就积蓄了这份攻击的能量了，他给“杨、墨”之学定了调：“为我”无君，“兼爱”无父。

当年，孟子去宋国行仁政，是看好了宋王偃这块料，可惜的是，此料却被“杨、墨”之学染了，而染之者，在孟子看来，就是惠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王偃除了“贤孟子”外，就是“贤惠子”，而且能“合杨、墨”者，也只有惠施，所以，宋王偃未行仁政，惠子最有嫌疑。因此，孟子来宋国行仁政，首先要过惠施“合同异”这一关。

墨家鉅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率领弟子183人从容赴死。死前，孟胜对弟子说：不死，从今以后，人们求严师必不求墨者，求贤友必不求墨者，求良臣必不求墨者，今日之事，唯以一死明志。此语此举震惊天下，从此天下之人，皆知墨者。梁启超先生称墨家为中国的墨俠武士道。

孟胜死后，墨者中心也转移到宋国，正是在宋国，墨学成为了显学。墨家能为显学，除了墨者侠义和墨学思辨，还有惠施在宋国的“合同异”。正是在惠施“合同异”的旗帜下，墨者融合了各家，将墨学做大。孟子“辟杨、墨”，而惠施能“合杨、墨”，所以，惠施之学大。

其实，处于孟子与惠子中间，宋王偃很为难。惠子还好办，能“合孔、墨”，求同存异，没让宋王偃为难。可孟子不干，借口对“关市之征”不满，说走就走了。

有了惠施的影响力，“杨、墨”之言才能“盈天下”。但读遍《孟子》，我们发现，孟子之于惠施，可谓“不着一字”，然其“辟杨、墨”时，才寥寥数语便“尽得风流”。诸子骂人，很少骂当事者本人，这倒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蔑视。假如他们与你相争，要骂你的话，他们一定会去骂你的祖师爷，而非你本人，如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你：你别急，你还不值得一提。孟子“辟杨、墨”而不直接骂惠施是如此，荀子骂“惠施、邓析”而不骂公孙龙也是如此。

魏惠王死，定了下葬的日子，可连日来天降大雪，城墙被压坏，太子还要行丧礼。群臣来谏，请改日期，太子不听，说：以劳民丧财为由，不为先王行丧礼，那是不义。群臣听了，不再言语，去告诉公孙衍。

但公孙衍也道，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能说服太子的人，看来只有惠施了，你们还是去请惠公吧。于是，派人去请惠施，惠施对来人说，行，我同你去。见了太子，惠施这样说：过去啊，周太王葬于楚山之尾，墓被栾水淹了，文王说，一定是先王在想念我们了，想出来再见一面，让这栾水来通知。于是，将先王从墓里请出来，安放在朝廷上，让百姓们都来见一见，三日以后，重新安葬。现在我们的先王，本来早就定了安葬的日子，可他不愿走，还要留一阵子，帮我们扶社稷，安黔首，雪大天留人，让先王再待些日子吧。太子说：好啊，就改个日期，让先王多待些日子吧。后来，惠施又以“节葬”说服太子，终没以儒家丧礼安葬先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