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哈里·杜鲁门以美国远征军炮兵军官身份来到法国战场。在靠近凡尔登的驻地，他惊魂未定，写下一段话：“未来没有希望。我住的地方前院埋着法国人，后院埋着德国佬，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每当德国的榴弹击中这里西边的某个地方，地下的尸体碎片就会被翻出来。幸好我不信鬼。”——凡尔登有过一场世称“绞肉机”的大战，法德两军合计死亡29万人，而杜鲁门在27年后成为美国总统，下令向日本广岛、长崎投出原子弹，终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在新片《1917》里展示了大量惨烈镜头，多种地形条件下的士兵遗骸不时撞击观众的视网膜。他们惊骇之余，八成会有杜鲁门的后怕：“幸好我不信鬼。”

《1917》是继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制作的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They Shall Not Grow Old，2018年)之后，观众近年看到的第二部着眼于“一战”英国士兵的出色影片。或许因为“一战”题材较难把握，两位“盎格鲁圈”导演在镜头运用上都有华丽创新，确保仅凭技艺也能引起影迷关注。《他们已不再变老》是在海量历史照片的基础上，通过着色和电脑3D技术连缀而成。观众看到的士兵，都是真实存在的平凡人物：他们的生命大多定格于那场战争，不再年轻，也停止衰老。回神一想，银幕展示了一个亡魂浮动的电子阴曹——“幸好我不信鬼”。

《1917》则采用了“一镜到底”的镜头魔法，在将近两个小时内，镜头连续推进，除了20秒的黑屏——便于观众体验主人公头盔中枪所致的眩晕感。我们可以暂时把自己虚拟为事件目击者。这个技法并不新潮，导演的贡献是把它做到最棒，既利用了炫酷技法的叙述便利，又避免了技法过度对主题的损害：你会逐渐忘记其中的炫技性，沉浸于连续镜头带来的强烈现场感和窒息紧迫性。

“一战”的原始性和残酷性尚在“二战”之上（“一战”中大量使用的毒气战，在“二战”中受到普遍禁止），但编导若不能揭示“一战”特有的荒谬感，也难言成功。在我看来，“一战”留给后人的唯一警示，就是直面那份荒谬，反思人类的整体性愚蠢，对任何鼓噪战争的政客、军人、民众和舆论喧嚣保持最高级别的预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清晰可辨，它就是前一场大战的宿命结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像是魔鬼的策划。

直到今天，尽管历史学家普遍具有“事后诸葛亮”的偏好，擅长将任何离谱事件归纳出子丑寅卯，但只要他还秉有一份学术诚实，就很难概括出“一战”的可靠成因。将“一战”归因于一名塞尔维亚热血青年在萨拉热窝对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刺杀，并不比把太阳升起归因于公鸡啼叫来得靠谱。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留意到刺客普林西普所属的青年团体曾经迷恋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不无挖苦地表示：“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位美国诗人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现代学者对“一战”起因最诚实的解释，就是避免给出答案，《1913，一战前的世界》的作者查尔斯·埃默森就是这么做的：“本书所设定的目标更朴素……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在“一战”爆发前，除却个别悲观作家，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在直线进步，斯蒂芬·茨威格更是认为：“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欧洲人是在一种巨大的幸福幻觉中，鬼使神差地集体掉进一个无底深渊。温斯顿·丘吉尔曾以领袖身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且日后撰写了两部浩瀚战史，无论智力、阅历还是判断力，都是该领域最具权威的分析者，他如此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　

刚刚过去的大战中，个人的引导作用几乎被完全抹杀。这场战争是规模最大、时间最近的一场战争，也是最为残酷猛烈、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战争。如今战争结束，我们回顾历史，拼命搜寻战争中的罪人和战争中的英雄。但是，都有谁呢？谁是制造战争的罪人？谁是结束战争的圣人？我们掌握了无数的事实、层出不穷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历史见证者，也掌握了收集、分析证据的多种方法，这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我们应当知道真相，也意欲揭示真相。一方面，在伤痛累累之下，我们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回顾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我们也倍感振奋，我们深知自己有权知道真相，因此我们要求知道真相并落实责任。我们的绞索和桂冠都已备足就绪。

但是答案呢？没有答案。　

答案在人类的荒谬之中。我们记得，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本人，因为一次糟糕的登陆失败，在本国曾长期被视为罪人，直到他在“二战”中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英雄。

两次世界大战历来存在着叙述和道义上的重大差别。人们很容易赋予“二战”中抗击法西斯的阵营以各种正义光环，但在“一战”中,我们找不到千夫所指的恶棍和万众仰视的英雄，欧洲充斥着能力与雄心毫无匹配的君王、将才与智慧缺乏关联的将军、热情与理性全然脱节的庸众、名声与责任南辕北辙的媒体，他们在喧天鼓乐中，兴高采烈、万众一心地奔向毁灭。

只配得到绞索的人在觊觎桂冠，值得接受桂冠的人长眠地下，找不到答案的民众则眼睁睁地等待下一场灾祸临头。

　　二

《1917》的情节至为简单，几乎撑不起一部两小时的战争片：由年轻演员迪恩·查尔斯·查普曼(Dean-Charles Chapman）和乔治·麦凯（George MacKay）扮演的通讯兵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奉命递送一份急件，他们必须在指定时间穿越一片杀气密布的战场，向驻守某地的麦肯锡上校传达一道“立刻放弃进攻”的军令，避免1600名英军落入德军的炮火陷阱。只要军令送到，影片旋告结束。依银幕惯例，军令总会及时送到，过程总是无比惨烈。

情节简单的好处是，观众可以紧跟“一镜到底”的连绵镜头，追随两名士兵的苦难跋涉（布雷克中途牺牲），巡视一片片深具“一战”特色的残忍景观。对评论者来说，他不妨随意摭拾有意味的场景，不必担心故事遭到割裂——就那么点事。我对片中指向战争荒谬性的内容，尤为关注。

斯科菲尔德下士参加过最为血腥的索姆河战役，并获得一枚帝国勋章。布雷克表示羡慕，斯科菲尔德不以为然，贬为“一个锡制的玩意”。事实上，由于口渴，他早已拿勋章向一名法国人换了一瓶葡萄酒。无人可以小觑斯科菲尔德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我们必须放弃旁观者的苛刻，用合乎主人公经历的敬意，正视这份消沉。乔治·桑塔亚那说过：“把战争称为勇气和美德的土壤，无异于把放荡称为爱的土壤。”话虽然不全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失为精准烛照。

斯科菲尔德走上血泊征程原非自愿，他是出于对搭档布雷克的友情，才勉为其难地共赴险地。英国将军提名布雷克任此苦差时，没有用豪言壮语加以激励。这是将军的诚实，也是他的狡猾，他利用了亲情策略——布雷克的兄长正在麦肯锡上校手下。于是，为拯救兄长，布雷克执意前往。位于两军战壕之间的“无人区”太过凶险，斯科菲尔德一度想打退堂鼓了。两人进入德国人废弃的战壕，一只硕大老鼠绊住了德军事先埋下的地雷引线，被埋的斯科菲尔德差点死去，布雷克救了他。

显然，是战友情怀而非抽象正义，催生了斯科菲尔德的勇士品质。当布雷克因恻隐之念被敌人生生捅死（他试图搭救一名受伤的德国飞行员），一股绝境战友特有的同袍义气瞬间充盈于斯科菲尔德全身，在这以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磨损他的意志。安顿了亡友，他独自前行，不再介意前方是樱桃园还是无边火海。

马克·斯特朗（Mark Strong）扮演的史密斯上尉，顺道带了斯科菲尔德一程，分手前，上尉提醒道：“你把军令交给麦肯锡上校时，确保有人在场作证。”斯科菲尔德不解，“有些人就是想打仗。”史密斯补充道。

这句寒气扑鼻的台词，揭示了“一战”的一项特殊荒谬：热衷功名的军人，常常像个酒鬼，随意定夺战争的走向。英国战争史学者诺曼·斯通的一段概括，值得摘录于此：

从“一战”开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着当时的人们。在1914年，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各路军队整装出发。将军们骑在马背上，梦想着在某个城市广场中会有一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彻底误解战争性质的方式开始一场战争，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

作为终极悬念，观众终于见到了英伦影星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扮演的麦肯锡上校。史密斯上尉所料不差，面对“停止进攻”的军令，他的即时反应好像损失了一笔巨额资产：他确信胜利就在500码之外。上校眼里布满血丝，那是疲乏，也未尝不是热血占领并污染了大脑的迹象。受此血气导引的指挥官，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兼有感人和愚蠢的特征。当然，他没有多少选择：“今天让我停止进攻，一周后又会有一道命令让我在黎明发起进攻。”这是他的真实处境，对他来说，“置生死于度外”与其说是一种勇气，不如说是一项生存策略。他还能怎么办？

麦肯锡上校说：“结束战争的方式，就是战至最后一人。”似乎很豪迈，但谁都能听出一股馊味，一种伪装成勇气的虚无主义。经历过类似战争并大难不死的乔治·奥威尔（一颗子弹贯穿他的脖子），说过一句更加冷酷的话：“结束战争的捷径就是输掉战争。”两句话似远实近，“战至最后一人”，差不多就是输掉了。对于原本谈不上正义、看不到希望的战争，尽早输掉等于及时止损，停止遭罪。何况麦肯锡上校还表示，“希望是一种危险的情感”。

影星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扮演的莱斯利中尉，出场不多，颓废神气令人难忘。他有义务给两名通讯兵指点迷津，但他判断两人无法生还。他衣冠不整，叼着烟，喝得有点多，他以一副聊尽人事的态度，在两人衣服上泼了些酒，略表祈愿。他交给布雷克一支信号枪，要求他抵达第一站后鸣枪告知。“如果确信自己要死了，”他补充道，“请把枪朝我这边扔回来。我不想把枪留给德国人。”然后，他以一副不在乎的表情，踱回自己的战壕办公室。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强行约束情感流露的资深大兵，他若不端出看淡生死的模样，他一天都坚持不下去。适度冷漠也是战壕士兵避免崩溃的精神防卫术，由于炮弹不停地落在周边，士兵生命其实处于随时中止的随机状态。士兵相信，你听不到那枚最终击中你的炮弹，因为炮弹的速度快过音速。

三

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开篇就是一幕苦涩的荒诞：英国、德国的小伙子刚刚踢完一场橄榄球赛，双方定于赛后举行联谊酒会，突然，球员接到政府公告：英国与德国已正式交战。依最新的政府精神，从此时此地，对方球员必须被理解成敌人。好在年轻人保持着洒脱，他们决定计划照旧，先把酒喝完。他们不见得想清楚，战幕一开，双方杀着杀着就会变得不共戴天。仇恨其实是一种政客创意和情绪惯性。

当国家以爱国主义名义踏入战争，毫不知情的民众若响应号召，就必须对心灵实施情感阉割，将那个性格开朗、刚刚还一起喝酒打球的汉斯或约翰，急速转换成“其心必异”的异族仇敌。这个插曲并不意外，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名著《公众舆论》的开头，就讲了一个类似故事。在彼得·杰克逊的镜头里，多次展示了英国兵与德国人的惺惺相惜，被强加的仇恨与发自内心的尊重，在士兵体内纠结莫名。英国兵普遍对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人抱有好感，后者之前可能是面包师和农民，每周上一次教堂，与英国人并无二致。但是，双方的“真实人格都被困在制服里了”，他们不得不臣服于“制服”的权力意志，把那些更加可贵、本真的人类情感放逐于外，好像它们只是虱子。

说到对“一战”中政府和军方玩弄“爱国主义魔术”的深刻揭露，年仅29岁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摄于1957年的黑白影片《光荣之路》（Paths of Glory），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典范。片名饱含讽刺，片中每一幕场景，实质都指向“耻辱之路”。

军方高层出于古怪的理由，要求某团士兵于次日攻占一座军事上缺乏可行性的德军高地。接受命令的将军并非不知深浅，他确信此战无望成功，但当上司暗示，凭此役他的肩章上有望增加一颗星，这名刚刚还在强调“一个士兵的生命高于任何勋章”的将领，立马变成士气决定论者。他早已算清，将有四分之三的士兵于明日阵亡。事实就是如此荒唐，每当不可遏止的私利和野心唆使他们出卖士兵，他们的两片嘴唇就变得华丽、动人，爱国主义烟雾就像雪茄一样盘旋其上。疤脸将军向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扮演的达克斯上校指派这项相当于“处决令”的任务时，毫无扭捏地唱起了“爱国主义也许过时了，爱国者的热情还在”的高调，达克斯上校当即用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回呛：“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托词。”

这场不该发起的进攻果然失败了，军方为挽回颜面，避免自身形象在新闻界和巴黎贵妇圈受损，决定把责任转嫁到士兵身上。军事法庭匆匆建立，三名仿照古罗马军团“什一抽杀法”制度被随机选出的士兵，以他们被构陷的懦弱，作为将军们的替罪羔羊。借助库布里克天才的镜头语言，我们看到了与荒唐军令形影不离的形式美感，包括处决士兵的方式，尽管其中一位只能绑在竖起的担架上，接受行刑队的正法。

“发动战争的不是战士——他们只是为之献身。”弗朗西斯·达菲神父在可疑的“一战”英雄霞飞元帅的纪念仪式上说道，“战争的发动者是你、是我，是银行家、政治家、容易激动的女人、报纸编辑、假和平的牧师还有没心没肺的议员。在街上叫喊的年轻人——可怜的孩子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

“一战”最大的荒谬是，抱着各种神圣理由加入战团的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失败，有些干脆把自己玩出了局，致使大量为德皇、为哈布斯堡王朝、为沙皇陛下捐躯的士兵，都不能得到一块体面的墓碑：他为之效劳的君主已不复存在。索尔仁尼琴的父亲曾为沙皇而战，少年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被迫长期隐瞒亡父的“白军”身份，以免受到新政府的清算。“让我们想象一下，”学者伊斯特万·迪克在《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里写道，“一个生活在南斯拉夫北部的匈牙利农民，在1918年之前一直都是匈牙利的臣民，之后成了南斯拉夫公民，到1941年又归匈牙利统治了。同一年，他向匈牙利宪兵举报说他的塞尔维亚裔邻居窝藏了一名形迹可疑、可能携带武器的人。你能说他是匈牙利爱国人士和守法公民，还是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民族的叛徒？”类似“一战”后遗症比比皆是，你肯定笑不出来。

在《1917》结尾，完成通讯使命的斯考菲尔德坐在树下，手上缠着纱布，面容呆滞，看着一个不存在的远方。那是一种“未来没有希望”的表情，他甚至无暇为自己庆幸。战争还没结束，死神犹在身边逡巡，战场上贪食人肉大餐的乌鸦、老鼠和虱子，还在等待着人类继续犯傻。《他们已不再变老》里曾这样介绍虱子：“它们像迷你版的龙虾，长着六条腿，每天要吃十几顿。”一名士兵提到自己兔子般的命运：“我们处于和文明完全脱节的状态，我们可以体会兔子，我们像兔子一样遭到猎人追杀。”如果士兵愿意开口，关于虱子、战壕足病或某种传染病，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可倒。但他们什么也不会说，甚至不会告诉父母家人。对于找不到积极或消遣含义的单纯苦难，没有人愿意竖起耳朵。

放弃倾听等于回避教训。“我相信后人一定会同意，这场战争毫无意义。”这是《他们已不再变老》的结尾旁白，我当然不能同意。意识到深嵌于“毫无意义”中的“超级警告”，我们才能避免返回弓箭时代。路易·蒙巴顿勋爵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器的战争，那么第四次将会是弓箭的战争。”

“一战”揭破了一个可悲的人类秘密：他们脆弱的理性及旺盛的虚荣，达不到发动一场现代战争所要求的智力和道德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