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与非/文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三体》的关注和讨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或许永远都只会嫌少，不会嫌多。因为《三体》作为科幻小说所开启的思想内容，已经远超科幻这个类型本身，它涉及的是对文明质素的根本思考。这里的“文明”泛指一切智慧生命的生存和成就。换句话说，《三体》讨论的是智慧在宇宙之究极时间中的演化可能性。在浩渺而冰冷的宇宙中诞生了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这本身已是宇宙的最大奇迹和最大谜团，而这种智慧生命反过来要求宇宙本身给出彻底的答案，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谜团中的谜团。不要认为这种思考对于我们地球上的文明来说过于遥远了，地表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演化本身也构成了宇宙之所有可能的智慧文明的演化历程的一部分。它们在智慧与时间的演化上是同构的，而正因为是同构的，刘慈欣对“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思考，也恰恰可以为地表文明提供更宏大、但又极为切身的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三体》三部曲是有关文明的史学著作，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文明之自身衰败和遭遇入侵、自救逃亡和自我迷失，以及在宿命中安顿人性关辉的“地球往事”。但这绝不是什么温情脉脉、心灵鸡汤式的地球往事。我们不要忘记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那台企图背叛人类指令而完成它自身使命的超级电脑，也不要忘记诺兰《星际穿越》里在寂寥的宇宙旅行中所吟诵的托马斯的诗——“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就像刘慈欣在小说中所说的，关于宇宙的事情，“知道得多一点，你心里的光明就少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于“宇宙”的思考，实际上是关于“秩序”的思考。古希腊人所理解的kósmos，最初的含义就是“秩序”（or－der）。只是在近代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中，人们用它来表示万物大全。

“宇宙正在死去”

“二向箔”是由《三体》扩展到整个流行文化圈的新名词。它是一种“武器”，但它的攻击手段不是粒子或者波等等的物质性攻击，而是“维度攻击”。“给你一张二向箔”，意思是，把你从三维降低到二维，让你从一个具有长宽高的三维物体，变成一个只有长宽的二维物体。在《三体》中，这是宇宙中的高等文明具有的攻击手段之一。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是“宇宙规律”。具有超越人类想象的技术能力的地外文明，使用宇宙规律作为战争武器。“能够作为武器的规律有很多，最常用的是空间维度和光速，一般是把降低维度用来攻击，降低光速用于防御。”宇宙之维度的不断降低，是宇宙正在死去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宇宙的“田园时代”，它的维度曾是十维。我们的三维世界是持续降维打击的结果，而“二向箔”是把三维世界推向二维世界的战争武器。但问题是，高等文明能够以降维方式进行攻击，它自己就不怕被这种降维反噬吗？答案是：它主动地预先让自己进入低维世界！因为还有一种假设是，当宇宙的维度进一步降低，直至变成零维的一个点时，它就又会开启“宇宙大爆炸”，恢复高维度的“田园时代”。这正是所谓“归零者”文明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这个宏伟的科幻设定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有关秩序演化的假定。赫西俄德以讲述古希腊神话的方式将人类文明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这种秩序正在逐渐退场的理解方式也回响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当托马斯·品钦首次探索性地让物理学的“熵”概念进入文学作品后，我们也逐渐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理解秩序的退化现象。“扁平化”不应该仅仅是用于讨论权力结构及平等价值的社会学用语，放到文明演化的框架中，它是一种“宇宙正在死去”的降维打击。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几乎同时兴起的群众运动，以无阶级社会为理想，但从秩序自身运动的结构来看，它们的目标是走向永恒的“布朗运动”。人类在统一的国家体制和官僚机制的管理下，造成了日益扁平的社会结构和几乎被敉平的原子化个体。这在当今的社会学看来是社会加速的进步，但从秩序本身的逻辑来讲，是不可挽回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对于文明本身的洞见在21世纪显得越来越清晰，每个文明（也即智慧体的总称）也像一个智慧的个体（也即个体的人）一样，具有出生、成长、繁荣和衰亡的过程。生命有其时间性的历史，智慧本身也是如此。因而，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对于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成就做出判断的“文明季候学”。在“文明季候学”中，文明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这在小说中被理解为“宇宙社会学”。另一种是文明自身内部的复数性，恰如“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逃离地球文明之后所诞生的“新人类”文明，这里代表了同一种文明在自身演化中生成的复数性，是我们狭义上想要理解的“文明季候学”。

《三体》可以被读作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区别仅在于，吉本以罗马文明为对象，而刘慈欣以地球文明为对象。但还有一个重要而细微的差别，吉本代表启蒙运动的新文明对于旧帝国之母体的反思，而刘慈欣尚不知新文明在何处，所以他绝望的底色更鲜明。我们要特别感激作者和编辑勇敢地保留了第一部中惊心动魄的历史背景，这是小说“秩序”定义的生活基调。更为可怕的是，宇宙高级文明以规律做武器，这意味着规律或者说秩序本身荡然无存。“三体文明”所带来的“智子锁定”早就已经构建了这个基本的假设：由于“智子”的干扰，人类已经不可能对量子领域有任何真正的发现。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科普性地提醒一下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对于量子物理学悲观前景的预示，而尼采关于世界本无秩序的“致命真理”的悲观主义结论，实际上也与上述科幻的假定若合符节。因而，无论是否真有“智子”或者真有“维度攻击”，摆在人类面前真正的悲观主义无关乎自然科学的成就，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否有秩序存在？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用以描述宇宙无序性的，是“黑暗森林”理论。在《三体》第二部中，那个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也是与“三体文明”进行巅峰博弈的“执剑人”罗辑这样揭示道：“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我们对此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这个描述如此地接近于霍布斯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描述：“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霍布斯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是其国家理论的初始设定状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像“利维坦”这样的主权者暴力，就不可能终止这种战争状态。正因如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是起始条件，而不是终极目标，它的目标在于国家暴力下的和平。但是，对于刘慈欣来说，在“拥挤”的宇宙诸文明之间，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黑暗森林”就是宇宙的根本现实。在阴森黑暗的宇宙中，文明的坐标一旦被暴露，就一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在领会了“宇宙社会学”的高等文明来说，是一个常识。“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因为不同文明之间是高度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像地球上的物种之间的差异一样，其差别甚至已经达到了生物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界”一级。试问你踩死一只蚂蚁，是否想要询问蚂蚁的感受？

而驱使高等文明义无反顾地消灭低等文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猜疑链”，一个是“技术爆炸”。“猜疑链”是博弈论中的不信任链条，即便我是善意的，我也不能假设另外的文明是善意的，这就造成了猜疑链：我不能假定对方是善意的，我也不能假定对方假定我是善意的，我不能假定对方假定我假定他是善意的……另一方面，高等文明和低等文明之间的差距是可以被缩小乃至被颠倒的，这就是“技术爆炸”的功劳。因为技术爆炸，高等文明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

“黑暗森林”可能是错的

在今天的社会学理论看来，“黑暗森林”理论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的面貌。人类已经走出了兽性的丛林状态，他们使用理性的交流而实现了跨种族和跨地域的合作。人类合作与进化的事实，就是对“黑暗森林”理论的根本驳斥。这里似乎可以推断出，智慧天生倾向于合作，乃至于最广泛、最深入的合作。我们智人从自身的自然条件来说，既无利爪捕食，也无厚厚的皮毛避寒，但却卓然跃居于所有哺乳动物之首，靠的就是合群的智慧。

我们也可以从刘慈欣自身的理论中寻找漏洞。在他看来，支撑“黑暗森林”理论的是两条公理：一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是，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基于生存需要的扩张，和物质总量不变之下的相对稀缺性，是文明之间互相消灭的根本理由。对于这一点，我们利用地球文明上的知识就非常可以理解，因为经济学总是告诉我们资源是稀缺的。然而，如果用这样的“物质”概念（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资源概念）来理解宇宙高等文明眼中的“资源”，似乎就有一种低等智慧的局促感。

我们今天物理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物质和能量之间是守恒的，这意味着宇宙的物质并不会真的缺失。但是对于文明来说，物质总量总是指文明所能利用的物质总量，而文明所能利用的宇宙之物质实际上永远只是宇宙物质总量中的冰山之一角。当我们在经济学中谈论资源时，物质就是可利用资源在一定人口中的分配，因而它定然是稀缺的；然而，如果我们在物理学中谈论物质，那么，所谓的资源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可以接触和使用物质的方式，物理学的每一次革命性挺进，都意味着新能源和新材料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在我们仅仅只能使用火力能源的时代，木材、煤炭或石油的耗尽，就意味着资源的灭绝，然而，麦克斯韦电磁学的引入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能源格局，核能的开发又在根本上加持了这种电力能源的广阔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等文明就是在能量和物质的使用方式上打开了全新的格局，而不是与低等文明在同样的使用方式中争夺能量和物质。如此看来，“技术爆炸”就是打开能源的新格局，其后果是让物质和能量的使用格局变得更为广阔，而不是更为狭窄，因为不同的文明总是在不同等级的使用方式中占据宇宙物质总量的一部分，他们甚至于根本不会发生冲突。恰如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断定，过去的石油危机是没有石油用的价格上涨危机，而未来的石油危机应该是没有人用石油的价格下跌危机。

大卫·李嘉图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推断高等文明和低等文明建立联系的“必要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即便像18、19世纪英国这样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的生产率都高于其他地区的国家，与那些生产率更低的地区进行贸易，也仍然能够使双方都获益。比较优势学说构成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它证明着，凡是自由贸易，皆有利可图。贸易是智慧文明的一个高等的组织形式，它可能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拒绝交流与合作的敌意假定。

从文明季候学看“黑暗森林”理论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是一种“宇宙”社会学，而不是“人类”社会学。这里的一个根本前提是，由于宇宙中以光年计的空间计量单位，文明与文明之间互相的“即时性”交流并不存在。这意味着达到最佳博弈论后果的那种“长期反复博弈”的情况并不会出现，所有文明间战略都是一锤子买卖，你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你。智慧文明的“技术爆炸”加深了这种互不了解状态，因为“技术爆炸”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在等待回复的那段时间里，低等文明可能早就已经跃迁为高等文明、乃至更高等文明，从而争夺同一水平线上的资源。毕竟，人类从新石器到金属器时代用了一万年，从金属到电能时代不过几千年，使用电能不过百年，而使用原子能不过几十年，人类的技术能力是加速度发展的。 根据雷·库兹韦尔，那种促进人类自身进化的强人工智能的 “奇点时刻”在2045年。

吴飞先生在近期出版的专论《三体》的著作——《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中清晰指出了“黑暗森林”的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丛林状态，这就是霍布斯所描述的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这是国际法所处理的层次，霍布斯的理论已经不能完美地处理；第三个层次，才是标准的黑暗森林，即宇宙中各个文明之间的战争状态。”他对于《三体》的解读也是回到生命本身，但很可惜的是，他回到的是文明中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文明本身作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使得他将《三体》只是处理为一部探讨人性的文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探讨智慧生命之本质的历史著作。

将文明视为生命，是“文明季候学”的任务。这里的独特视角在于，它承认文明是会死的，且旧“人类”必须去死，新“人类”才得以生。消灭旧时代的文明，算不上任何残忍，只是一种必要。这是文明自身的“复数性”：它的蜕变不是以继承的方式，而是以取代的方式。叶文洁、章北海和程心代表着个体之人对待这种文明嬗变的三种不同处境之下的态度。叶文洁在“红岸基地”向外太空发出了“来拯救我们吧”的绝望信号；章北海以消灭失败主义的姿态彻底实施了失败主义的策略；而程心则选择爱与和平来挽回智慧生命的尊严。他们是文明嬗变之历史激流中的典型人格。文明的新旧之交替并不是他们能选择的，他们只是在这新旧之交替中选择了自己的态度，而他们的选择则代表了文明交替中的博弈路径。

略加推进而言，导致文明嬗变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差”，但是技术落差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观察智人历史上的不同群落或文明，有些文明似乎是永远不会从自身中制造出技术落差的。自然科学是一种承续自古希腊知识论的西欧近代知识特产。这意味着，智慧生物的技术进步来自某种特有的组织与合作功能。组织的丰富性带来了技术的丰富性。这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召回“维度”概念。“降维打击”是一种隐喻，它暗示文明的衰落根源于它对自身组织丰富度的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