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宇/文

历史上，蒙古人的军事战斗力惊世骇俗，他们扫荡千军、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上帝的鞭笞”“来自地狱的魔鬼”，分别是俄国人和西欧人用来形容蒙古征服的词语，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带给他们的巨大梦魇。谈及蒙古军队为何能够战无不胜，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聚焦的是其组织制度与战略战术，比如千户制、怯薛制、机动灵活的骑兵突袭等等，更如美国著名内亚史家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在《论中央欧亚》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蒙古征服是一种我们今天可称之为‘后勤战争’的结果。人们对这一景观印象极为深刻：不同的兵团，分别距离上千英里，各自行动，却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协调其行动，在规定的日子、在规定的地方会师。每一件事都是有组织有预见的，每一步都神机妙算。完美训练的部队甚至抵御抢劫的诱惑以服从命令。我认为，中央欧亚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一种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实罕有其匹。”

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战略和纪律，体现在对领袖威权的绝对服从上，而领袖威权又透过一系列军事礼仪与法规表现出来。不过，提到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似乎总是语焉不详，原因当然是相关的研究凤毛麟角。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周思成的《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可谓这一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

一

何谓军事礼仪与军事法？在周思成看来，“军事法是一种威吓和处罚的制胜手段，军事礼仪则是将军事刑赏烙印在个人肉体和心灵上的仪式，或者说，一种从肉体和心理层面对军队进行规训，从而达到伦理价值内化目的的手段。二者共同服务于国家和统治阶级对军队这个暴力机器进行支配的特殊目的，其实是一对双生子。”

简单说，军事礼仪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和仪式，而军事法就是具体的赏罚举措，二者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彼此相生相寓，对于我们在组织、战略之外，破译蒙元帝国的军事密码大有助益。

周思成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写出的，基本内容还是遵照历史学术论文的体例，分不同章节具体论述了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赏罚，整体而言，该书呈现出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内亚视角，其二是注重语文学方法，其三是广泛利用非汉文的域外史料。

正如日本蒙元史学者岩村忍所言：“蒙古在世界游牧史上的意义，不止在于它是史上疆域最广大的帝国，也不尽在军事实力惊人强大，更多是因为它作为游牧史的典型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周思成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蒙元帝国，但他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希望借助蒙元帝国的典型特征，进一步“追溯和摹画内亚独特的军事文化传统”，将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北方游牧诸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等都纳入到研究视野。

例如，在军事礼仪层面，周思成论述蒙古人对于“纛”（音dao）、旗鼓制度、祭祀仪式时就引入了内亚视角。与中原“纛”的形制不同，蒙古的“纛”是指垂有牦牛尾或马尾的旗帜。旗纛在平时象征着君主或次级权威，战争状态下则代表主将的荣耀，指示主将所在的位置。除了象征权威的“纛”之外，蒙元军队还采用过许多杂色军旗，这些军旗有红、白、黑多种颜色，而且绘有日、月等象征性图案，起着辨识身份和指挥作战的作用。那么，军旗上的图案来源何处呢？

周思成认为，这些图案“来源于突厥-蒙古游牧民给牲畜烙印的财产标志Tamga”。Tamga可以被翻译为“马印”，其实就是草原社会上的一套用来辨识牧地使用权和牲畜所有权的符号，是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通行的做法。因为游牧生活需要不断迁徙，而且牲畜也会随着季节轮转而改换外表，所以在牧地和牲畜身上留下鸟、鱼、日、月、火、王座等符号文字作为标记，就可以有效地辨识自家财产。

在军事祭祀上，蒙元军队的“洒祭”和“人祭”也是具有浓郁内亚军事色彩的仪式。《元朝秘史》和《元史》中记载，蒙元军队出征前习惯向军旗泼洒马奶，并在战争结束后杀死被俘的敌人献祭。周思成引用印度莫卧儿王朝建立者巴布尔的回忆录等史料证明，这些礼仪都不是蒙元军队独有，而是属于内亚军事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二

蒙元史素来被称为一门世界性学科，因为蒙古征服涉及13到14世纪世界的诸多地区和民族，也留下了多语种的史料文献，这就要求蒙元史研究者具备超强的语言能力，至少应该能够阅读蒙、汉、藏、波斯、突厥、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史料。除此之外，治蒙元史者还需要在庞大的史料堆中爬罗剔抉，搜取有利于自身研究的相关信息，其难度之大，绝非治中国史其他时段可比拟，诚如周思成在《规训、惩罚与征服》中自道：

“在蒙元帝国的史料群中，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具体面貌都比较破碎和虚化，需要做大量的钩稽和复原工作；换言之，就是要广泛搜集散落在汉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同时代史料和晚近史料中关于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记载，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加以甄别考订，追溯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结构，解析其中蕴藏的独特的游牧军事文化。”

周思成这里说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也可以称为“历史语言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东方学界形成的一种学术传统，其基本方法是还原某一文字史料中音译的外来词，并将之与其他文字史料进行对勘比较，由于这些外来词大多涉及名物制度，因此对于解决内亚史上的疑难问题至关重要，法国天才学者伯希和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史学界，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又被叫作“审音勘同”，也就是清华大学藏学教授沈卫荣近些年大力呼吁回归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抛开漫长的学术史不谈，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彻底读懂史料文献中音译外来词的准确含义。

南京大学蒙元史教授陈得芝曾指出，“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由此可知，治蒙元史者“审音勘同”面临的重重困难。

根据介绍，周思成本人“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毫无疑问具备了蒙元史研究的语言能力，也让读者对他的研究成果增添了许多信心。

譬如在讨论著名的《移相哥碑》中记载的蒙古射礼时，周思成就充分展现了语文学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19世纪初，《移相哥碑》被俄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上面刻着五行回鹘字蒙古文，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成吉思汗征服撒儿塔兀勒百姓还师，全蒙古兀鲁思之官人，聚会于不哈速赤忽之地，移相哥远射，矢中三百三十五庹之处。”

移相哥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尔的次子。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大军在名为“不哈速赤忽”的地方举办盛大宴会，并进行了一场远射比赛，结果移相哥在比赛中胜出，射出了三百三十五庹（音tuo，长度单位）远。为纪念如此罕见的射程，成吉思汗下令刻碑铭记。

今天人们之所以能够读懂《移相哥碑》，都要归功于学者们对碑文进行的破译和转写。周思成在书中引述了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研究成果，指出“远射”这个关键词的词根拉丁转写为ontud-，ontud-作为动词使用时，意为“将箭射向空中”或“将箭射过箭垛”。《元朝秘史》中也出现过该词，汉字音译为“桓秃察周”。据此，周思成结合其他史料总结出蒙元军队射礼的三个特点：一是比赛谁射得远（“桓秃察周”）；二是具有鲜明的军事化色彩；三是射礼与讲武礼关系密切。

又如，在溯源蒙古军事法时，周思成逐一辨析了《元朝秘史》中用于表示颁布军事法的三类蒙文词：“札撒黑”“札儿里黑”以及少数一般动词（如“客额周”，意为“说着”），它们被应用在颁布军事法的不同场合，表示军事刑法、军纪或具体的军事命令。只有通过语文学的细读，才能厘清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

三

除了内亚视角和注重语文学方法之外，《规训、惩罚与征服》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广泛利用非汉文的域外史料，比如研究蒙元军队“筑京观”的例子。

所谓“京观”，是指战场上敌人的尸体堆积而成的高冢，主要目的是炫耀武功或者消灾避凶。《二十四史》中关于“京观”的记载为数众多，如《元史·太祖纪》中写道：“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尔再伐乃蛮，拒斗于忽兰盏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

以往学者论及蒙元军队的“筑京观”行为，大多仅援引《元史》中的这一条记载，并无其他多余解释。然而蒙元军队毕竟系游牧民族出身，恐怕与中原王朝军队的做法有所差异。为了澄清蒙元军队“京观”的具体内涵，周思成在域外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巴布尔回忆录》《鞑靼史》中发掘了更多对此的详细记载，说明蒙元军队“筑京观”的主要方式是“直接以敌军尸骸架构而成”，或者“以斩下敌人头颅堆积而成”，这才算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

近些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和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Weather－ford）关于蒙元史的一系列通俗类著作在中文图书市场上颇受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叙事视角的更新。这些著作试图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汉族中原王朝的叙事框架中解放出来，并将其纳入到全球史、欧亚史的叙事框架之中。

沈卫荣教授曾经在《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一文中反思并非历史学者的魏泽福为何能够写出《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这部世界上最畅销、最有影响力的蒙古历史著作，结论是“作为蒙元史学者我们不能只研究蒙元王朝的历史而不关注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历史的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