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文

明代的卫所、军户，原本是小众学术题目，宋怡明（Michael Szonyi）《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译本的出版，才将其带到大众读书界的视野。有明一代，全国遍设17个都指挥使司、300多个卫所，五分之一的人被登记为军户，在历代王朝中实属绝无仅有。与这种弥漫社会的军事氛围不相称的是，正统以降面临北虏南倭的威胁，明军的整体表现令人失望，给人留下孱弱的刻板印象。

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卫所军户制度，为何最后千疮百孔？学者们很早意识到，仅从《明实录》《大明会典》《皇明制书》等官方记载入手解答是不够的。20世纪初，罗香林最早用族谱研究卫所与边地开发的关系，张鸿翔则用卫选簿档案研究明代少数民族，经牧野巽、川越泰博、于志嘉、梁志胜等学者的接力，研究成果相当可观。宋怡明是美国人，但早预其流，1980年代已跟随华南学派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乡间搜集到不少明代军户族谱。

这样的泱泱大势下，如果有学者不做田野调查，不去搜寻孤本秘籍，主动与各类新史料绝缘，反复咀嚼《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几部书做研究的话，就像手持冷兵器冲进炮弹横飞的现代战场。《明代军政史研究》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此书2003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几乎没有引起国内学界重视。作者奥山宪夫穷尽存世典籍的记载，史料学方法和研究路数虽然老派，但核心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新意。

奥山1947年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在日本简称“北大”）。学部生时代，他参加菊池英夫的《明史》研究班，从此迈入明代军政史领域。北大地处偏远，资料贫乏，院生时代奥山跟随大阪大学教授滨岛敦俊来东京，“内地留学”半年，毕业后来到埼玉县高校工作，后转任东京国士馆大学教授。1980、90年代，山根幸夫主持“明代史研究会”，在东京地区定期召开研究班，奥山与星斌夫、川越泰博、于志嘉都曾参与。所以奥山不会不知道族谱、选簿的存在，更可能是有意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定在中央层面，聚焦卫所制度的宏观演变。

放眼中国历代王朝，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第二个以平民出身登大位的开国之君。而且刘邦在位仅12年，朱元璋在位达31年。平民之君的共同特点是知道民间疾苦，但也了解普通人可被国家压榨到什么程度，为维持生存能接受多低的道德底线。在极端残忍与脉脉温情两面间随意转换，善于拿捏人性的阴暗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明太祖的性格比汉高祖更强势，其寿命长，精力又充沛，为明帝国留下了巨大且难以摆脱的遗产。

朱元璋曾自述其崛起过程：“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由于出身卑微，除了在故乡招募的少量乡兵外，他主要靠不断收编其他部队发展壮大，其中包括各地土豪、地主的部队，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集团的降军，以及元朝旧部，整体来源十分复杂。1364年，朱氏对手下部队做了一次大整编，革除元代的军事体制残留，确立指挥带兵5000、千户带兵1000、百户带兵100的制度，奠定了卫所制度的雏形。

元末社会的全面崩溃，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量，生存下来的军队杀人如麻，各有怀抱，虽被朱元璋暂时笼络在一起，但派系冲突随时会爆发。奥山宪夫指出，明王朝建立之后，当务之急是将由大量私人集团军组成的明军，改编成官僚制度下统一的军队，这首先要打断各集团军内部的私人纽带，纳入中央统一控制下。

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军攻破元大都，将元顺帝赶至漠北，元朝灭亡。三年后北伐军凯旋回到南京，进行大规模论功行赏。檀上宽指出，此次行赏的目的不仅是犒劳将士，也是对明王朝建立过程中众人的贡献值进行全面评价，确立等级秩序。此时基本确立的武臣世袭制度，原本也为加强各集团军的向心力，但后来连普通士兵也要世袭，为明军的孱弱化埋下伏笔。

朱元璋选择在这时强化对军队的统制，是因为王朝根基尚不巩固——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盘踞漠北，大夏政权控制四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镇守云南，远未到下马治国之时。宫崎市定注意到，洪武三年论功行赏时重文轻武的倾向严重，以武官为班首，大将军徐达得到岁禄5000石，谋士刘基仅得240石。这种资源倾斜，有助于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各级官兵的粮饷，包括武官月俸、旗军月粮、外出执行任务时的行粮等，也以明确的数目字确定下来。为避免各地经济差异造成的影响，粮饷主要以米为计量单位支给，兼给绢、皮革、盐、胡椒等实物。只在个别离产粮地遥远、运输不便的卫所，才将大部分粮米折算成铜钱、钞或白银。朱元璋热衷以各种补充性条例维持国家政策表面上的整齐划一性，洪武九年限定，北方等地粮米折给比例不得超过五成，南方等地比例不得超过三成。

打断军队内部的私人纽带，会产生负面效果。军官与军士之间相互不熟悉、不信任，上级对下级的榨取和虐待日重，命令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军队的战斗力渐趋下降。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随着第一、第二代武官的世袭更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考虑到两淮、中原地区的将士们劳苦功高，朱元璋给予特别的优待，把他们大量留在南京的京卫里。南京生活优越，军士家人遂大批从山东、河南等地搬到军营居住，导致田原荒芜，明政府不得不规定，除了军人的父母妻子外，其他人全部遣返回乡，这一政策，渐渐衍生出明代“卫所军户”“原籍军户”“寄籍军户”的复杂区分。

奥山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在洪武初年的北方战事上，而着重讨论云南之役。这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在南京奉天门接受朱元璋检阅后出征，明军势如破竹，十二月已攻进曲靖，梁王自缢而亡。云南战事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翌年正月朱元璋已命令将疾病疲弱的军士遣返，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等机构的设立也提上议程。

但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局势忽然一变。云南境内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地的啰啰先翻反旗，明军主力的撤军计划被迫搁浅。之后十多年，几乎每年云南都会发生大小叛乱，将洪武政权拖入长期战的泥潭。

此役最终耗时十多年，动员的兵力有据可查的就有156万，实际情况还不止。每隔两三年，中央就得补充20万新兵到云南。军队来源早期以亲军卫、京卫最多，即明军的主力部队，后主要依赖附近的湖广、四川。为了平定云南，北平、福建、浙江、四川、广西，乃至新设的陕西行都司、贵州行都司都曾调军前往，除辽东以外全国动员，牵动全国。所幸这一时期北方蒙古族陷入内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云南之役的最大挑战还不是兵源，而是后方补给。当时云南大部分地区还未开化，刀耕火种，加上连年霜旱疾疫，无力供应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朱元璋不得不变通主要以粮米支军饷的制度设计，将大量白银运到云南，从附近的湖广和四川籴买粮食。奥山指出“云南平定战的军事和经济负担，给洪武朝后半段的对外政策和财政套上了一副枷锁”，长期无法腾出手打击北方游牧民族，这无疑是明太祖这辈子“最大失误之一”。

由于京卫军长期在云南征战，官兵私人联系日趋紧密，引起了明太祖的警觉。《明太祖实录》记载，行径最恶劣的将领蓝玉收养庄奴、假子上千人，回南京时飞扬跋扈，经过喜峰关时守关者没有及时开门，直接破门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谋反伏诛，牵连被杀者一万五千多人。蓝玉案的审讯记录后被编纂成《逆臣录》，书中众人谋反的情节十分低级，令人怀疑大部分是肆意罗织的罪名。蓝玉案发生在明后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非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所能简单归纳。

明代军事史研究者大多关注明初如何追剿北元残余势力，如何经营东北，对云南甚少措意。奥山宪夫纠正了这一偏见，认为云南之役才深刻影响了卫所制度的演变。蒙古族的军事压力重新成气候，已是明朝建立近一百年后。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五十万明军（包括大部分在靖难之役中崛起的新官）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本人都被俘虏。明朝没有亡国，实属侥幸。此后明政府重组全国防御体系，将防御重心移到北方地区，进入我们熟悉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对抗模式。

最早临时性的粮饷折银政策，在人口稀少、粮食产量低的北方卫所变成常态。而且越是偏远、军事压力大的卫所，粮食价格越贵，折银比例也越高，士兵最后能买到的粮食就越少。天高皇帝远，边疆的武官更加肆无忌惮地盘剥士兵。凡年轻力壮的北方卫所军人，都会千方百计地逃离。为提高军人待遇，明政府费尽心机，甚至想出“开中法”这种极端的办法，鼓励商人运粮至边境换取盐引，后来也变得有名无实。

卫所防卫体系的破绽到嘉靖年间完全暴露。正统以降，很多卫所武官渐渐放弃老弱的卫所军人，更愿意自己招募雇佣军，即所谓的家丁。“家丁平时以哨戒、侦查的名义出塞进行走私贸易，有事则与蒙古人作战，以求获得升进与恩裳。与蒙古人的贸易不仅是家丁个人的行为，也是那些蓄养家丁将领的财源。”奥山认为，“无论是和是战，家丁的生活皆与蒙古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央政府十分赞赏的侦探与奇袭，不过是家丁的日常生活罢了。”

可见北方边境不完全是剑拔弩张的前线，也是很多人进行制度套利的灰色地带，他们当然不希望改变现状。这也是为什么，当政府将这些家丁招募至北京的京营后，他们迅速蜕变成无赖，根本不能发挥预期中的防卫所用。于是万历年间，又有“选锋”之议。频繁的军事体制调整背后，反映出武官势力的退潮，官僚势力逐渐掌握军事主导权。明末很多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将领是进士出身，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等，这在明初是不可想象的。

与宋怡明在结尾以古观今，大段敷扬“被统治的艺术”不同，奥山宪夫以日本东洋史研究特有的冷峻风格，结言中仅将各章大意重述一番，将明代军政的整体演变归纳为三点：（1）兵源从卫所制度下的军户，变为恶少、无赖等游民；（2）粮饷从米谷变为银两；（3）军队的统治势力从武臣变为官僚。这令人有些意犹未尽，但却能感受到其背后社会经济的变动，以及历史事件一环扣一环，滴水穿石般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