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杂谈 | 中美关系50年（五）

王义伟2020-07-21 10:19

（图片来源：东方IC）

王义伟/文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进的过程中，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价格双轨制的特殊时期，同一种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指定、规定的，一种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按统一价格收购之后，剩余的粮食农民可以拿到市场上随行就市出售；一个是来自美国的美元，笔者的记忆中，当时国家给出的兑换价格是1美元兑换3到5元人民币，而市场上（黑市上）的行情则是1美元兑换8到10元人民币。

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安排，弊病很多，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说法是价格闯关，就是将两种价格并拢，统一到市场价格上去。

价格闯关导致货币发行量猛增，带来了通货膨胀，也让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开始抢购、囤积商品。

怎么办？

向美国学习、取经。

1993年，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向美国派出一个考察组，组长是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成员包括郭树清、郑新立等。考察组来到美国后，向学界大佬虚心请教，其中包括货币经济学的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一个口才极佳的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客人侃侃而谈。他对中国很了解，提醒中国的客人们一定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说，蒋介石搞金圆券、搞通货膨胀，肯定倒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搞通货膨胀不倒台的。

一番交流之后，考察组成员之一的郑新立意犹未尽，又单独去见了弗里德曼。这一次，弗里德曼告诉了郑新立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他说，他研究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规律发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若M2增长速度大体上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就不会出问题。否则，M2增长太快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2增长太慢了就会限制经济增长。

回国后，郑新立将从弗里德曼那里取来的“真经”报告给了国家计委领导。

在之后的调控中，中央一方面从货币发行总量上进行控制，一方面增加商品供给，加之以适当的价格管制，多管齐下，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

将发达国家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的改革路线，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这种理论、思想上的交流、学习与实践，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益处，丝毫不亚于实际的经贸交流。

类似的中美交流，在各个领域应该还有很多。

当然，中美经贸关系并不是一块清静之地，它一直受到政治关系的左右和干预，颇多曲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最惠国待遇问题和中国入世问题。

中美建交后，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中方的给予是一次性的，持续生效。美方则不一样，要一年一审。按照美方的规定，美国总统每年6月30日之前要作出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总统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后，美国国会要在3个月内进行审议。如果美国国会不同意总统的决定，美国总统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否决国会的决议。之后，如果美国国会想再次否决总统的决定，就必须有至少三分之二票数的支持。

在1990年之前，这项工作都是例行公事走过场，美国总统作出决定，国会无异议，对华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

1990年开始，美国国会开始找麻烦。

挑头的人是佩洛西。

佩洛西是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从1987年当选众议员，佩洛西已经在美国国会叱咤风云了33年，并两度出任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坛当之无愧的一姐。作为民主党人，佩洛西处处与共和党作对。共和党的布什当总统，她与布什是死对头，指责布什是一个“无能的总统”。现在，共和党的特朗普当总统，佩洛西又与特朗普水火不容。今年2月4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作国情咨文演说，佩洛西当众手撕特朗普的讲话稿，事后接受采访时还称这个讲话稿“太恶心了”，不得不撕。

回到最惠国待遇问题。1990年3月，佩洛西在众议院内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小组”，开始对布什的中国政策发难，第一个目标就是最惠国待遇问题。4月，她的这个小组牵头提出了一个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议案。5月，共和党在参议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议案。此后，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举行了几十次听证会。最终，众议院通过了一份议案，参议院吵闹不休没有结果，对华最惠国待遇延长了。

1991年、1992年，以佩洛西为首，美国国会两度卷土重来，意图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最终都是铩羽而归。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佩洛西同属民主党，尽管佩洛西依然想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但是面对本党的总统，她的力度显然与对付布什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技巧性地给了美国国会一个台阶。这一年5月底，克林顿宣布把对华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同时表示“明年我是否延长最惠国待遇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上取得重大进展。”

1994年5月底，克林顿再次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明确表示“使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

尽管每一年美国都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但是，每一年都要折腾一次，有时候上一年度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刚解决，下一年度的争论和吵闹又起来了。这样年复一年，中美两国企业界和相关机构不胜其扰。所以，中方向美方提出，要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美方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搅和在了一起。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初中国是缔约国之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关贸总协定邀请中国重新加入该组织。当时的中国政府研究了一番，认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决定不加入。

随着对外经贸交流的扩展，关贸总协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改变了当初的想法，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然后中国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个想加入就能加入的组织了。

先是复关不成。中方将加入这个组织的行为定义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所以叫做复关。一直到1994年，关贸总协定升级成为世贸组织，复关大业也没有完成。

中国继续努力，复关谈判升级为入世谈判。

入世谈判十分艰难。按照规定，中国要和所有的世贸成员谈判并达成协议，然后才能加入这个组织。当然，实际操作过程没有这么繁琐。中国只要和主要经济体达成协议，其他世贸成员利益均沾即可。

中国的入世谈判对象，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和欧盟，其中美国最难缠。中国的第二任入世谈判代表佟志广曾经这样形容美国：“美国人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跟他们谈判非常困难。他就像一个孩子到理发馆里去剃头，他不老老实实坐着，他老动，你得用很大的力量把他按住。”

谈判中，中方对美方提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第一，让我入世，第二，给我永久最惠国待遇，不要一年一年折腾我。美方则不断增加要求中方开放的领域，几乎每一次谈判都会提出新的清单。

断断续续谈到1999年初，中美入世谈判谈得七七八八了。这一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中方代表团访问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