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潮，仿佛是天然联系的因果之链。然而，长久以来，人文主义的“面孔”又是混沌不明，多变繁复的。因为它经历了漫长的奠基、流变与传播过程。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人文主义从意大利渗透到整个欧洲，十六世纪又对新教和天主教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时间和地域的延展，注定造成人文主义总在“变异”与“适应”中，发展持存。查尔斯·纳尔特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文化》对这些主题的厘清阐发，让它成为理解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经典著作。表面上看，作者用平均化的阐释，平铺直叙的推移，并不厚重的体量来勾勒几个世纪的“独特文化现象”，颇有以小博大的雄心。从内在性看，此书又是从文化土壤，社会奠基层面挖掘，论述人文主义错综复杂的发展逻辑，从而并不落于虚浮。

纳尔特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人文主义到底是哪种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某种对立是否在同一层面？“人文主义”只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晚近标签，它更像一个抽象术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并未出现。“当时切实存在的术语是‘人文主义治学’，意指人文主义者特别热衷的一系列学术课题。十五世纪上半叶，‘人文主义者’一词被人使用，起初是学生的俗话，指教这类学术课题的老师，具体包括语法、修辞、诗、历史和道德哲学。”

可见，人文主义的“原点”相当窄化，它是一套学术志趣和治学方法，甚至不尽收“七艺”之学，也不包括法学、医学和神学。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之争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错位。它被过多赋予广泛的意义，被认定为一种新哲学观（弘扬人性，赞美世俗现世，批判中世纪对来世和灵性价值的追求）。这种统一叙事的代表是布尔克哈特，他明晰讲述了二元对立的“进步观”，人文主义驱逐黑暗，终结“中世纪”，高等文明彻底重生。但20世纪以来，更多学者对其“奔放乐观的进步信念”产生怀疑。在作者看来，它有一个重大缺陷：“从整体主旨到每个细节全都不真”。

人文主义者大多依然被宗教价值观浸淫，从彼特拉克到伊拉斯谟他们其实都是置身原有系统内的变革者，而非另起炉灶的取代者。事实上，人文主义也从未或试图将自身定位为哲学。它与经院哲学的较量大多是细枝末节，如教育和课程设置，很少上升到严肃的哲学争论。大批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与哲学无关，更别提形成一套能成宣言、独立成派的哲学观。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系统的统治地位贯穿文艺复兴全时期，直到十七世纪物理科学兴起才失去地位。

然而，人文主义的新历史观却成了开辟时代的精神奠基。在作者看来，彼特拉克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在于他理解历史的方式是开拓性的。彼特拉克觉察到中世纪的历史观是连续的、无差别化的。这种理解决定了中世纪对权威的认识停留在绝对的永恒真理上。“世俗人类史不是中世纪思想家眼中无差别的时间长河和事件的汇集――哪怕才如但丁也如此认为。相反，它由多个独立的文化构成，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特质。任何文学作品或其他档案，都必须对照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乃至具体环境来审视。”

彼特拉克并不反对权威，他反对接受权威的方式，他用一种偶发、断续和殊异性看待权威经典。真理是具体的，也是有限定性的。正是沿着新史观，人文主义者通过系统化考掘、证伪、质疑和批判，几乎跨过中世纪，重新恢复了古典作家的权威地位（尤其是维吉尔和西塞罗）。古代的论辩术和道德哲学不仅成了参与公共生活的实用技能，也更好发展了共和政制，即可为封建君主、教廷内部服务，也可完成外交活动，成了贵族阶层新的学习风尚。

作者从语言和文体讨论人文主义获得主导地位，侧重揭示一种结构性的奠基意义。换言之，充分考证“工具论”因素，是作者分析人文主义广泛兴起的重要切入。因为，教育变革，树立典范和权威，都依赖语言和文体学习这一本质载体。思想意识只能依附其上，就像什么土壤培育哪类“精神作物”（人才建设）一样，具有鲜明的指向关系。教育变革能让人文主义的延续性、扩展性、代际性得到最大保障。它试图建立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尝试是隐约朦胧的，但又确实存在。人文主义文化和中世纪因素的微妙关系，表现为关于文法和文体的长期论争和博弈。两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取代，而是绵延几世纪的复杂纠缠与反复。

有意味的是，作者并没有用“决裂”或“革命”来形容这种教育内容、价值的改变。他只是引述了布莱克和格伦德勒两位学者的不同看法。前者“承认十五世纪后期也发生了偏向西塞罗文体的重大转变，但认为中世纪时期是意大利教育最具创新性的阶段。”“人文主义者确实改变了拉丁文法（以及修辞）的教学；但他主张，这种变化慢于人文主义者的期望，也达不到他们所宣称的创新度。”显然，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教育转型，而是说这种转型的力度和速度还不够，还称不上革命。正如作者自己的定位“新版第二章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其推动力（如教育）”。然而，这种转变又是决定性的，价值理念的转移显而易见。那就是从“中世纪的”转向了“古典的”，从“经院式的”转向了“修辞类的”。

可以说，人文主义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是几个世纪来人文主义者在重大领域争夺话语权的积淀成果。它是多层次、多面向的总体性“配合”，集中围绕两大核心：课程设置和教师构成，经典翻译和注解。纳尔特的叙述抓住了矛盾基底。为何这样说？因为，经院派保守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交锋都源于治学和教学，概括起来就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谁来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四大问题）。这里自然涉及教育目的，教师任用，课程设置具体细节，人文主义者必须在这些环节都争取绝对优势，才能保证人文主义文化壮大和长久。抓住未来，培养后继力量，用时间换取机遇，是人文主义者的最大法宝。他们坚信，更多人文主义课程列入必修，更多人文主义者担任固定教职，就会把学校变成思想大本营，迟早能潜移默化，“拖死”原有保守势力。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挖掘古代异教经典，抑或研究《圣经》和教父文学，成为语言巨人，是翻译注解的推动力量。表面看，这不过就是学术兴趣问题。但别忘了经典文献，是经院派的权威来源。人文主义者“动了他们的奶酪”，不断质疑原有经典版本、解释的可靠性，就是对权威基石的一次次动摇。换言之，他们翻译注解的过程，也是“强制阐释”“观念输出”，甚至是“再造语境”的操作。这些努力，都意在为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奠基，掌控经典文本的阐释权。

有意味的是，纳尔特把教育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实践，统一在一个联动框架内。宗教改革就像是教育改革的回声呼应。甚至，他考察了宗教改革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因素：如何调和异教和基督教经典的对立，怎样把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移借用于基督教改革，实现教会清明和宗教复兴。伊拉斯谟，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融合者。“在新教改革前夕，伊拉斯谟一跃成为人文主义改革派的领袖人物，该派对中世纪的学术、智识乃至宗教传统大加质疑，追求由教会和世俗社会中最具启蒙精神的人物发起从上至下的改革。这一改革以古代最可敬的异教和基督教作者所提出的最佳原则为启迪，将带来更和平、更正义的世俗社会，以及播撒真实、内在精神和仁爱品格的教会，并减少（但不废止）中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外在和物质方式表达虔诚的做法。”

这种预想显然过于理想，其中的温和倾向、折衷主义，反而同时不受两种阵营（传统信奉者和激进改革派）的“待见”。同时，我们也能发现这种乐观实质是什么。那就是认为以“教育改革”带动思想传播，“逐步掌握实权，以此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实现决定性的改良。”这样，解决代际问题，持续推进，和平演变，成了伊拉斯谟等人的改革信条。然而，伊拉斯谟和路德复杂的关联分野，又指向一种难以弥合的分裂，暗示着“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实现困境与最终破灭。伊拉斯谟虽然与路德在一些议题上态度相近，惺惺相惜。但他始终担心路德的激进（如公然否定教廷权力的合法基础，批判中世纪教会的全套圣礼体系），会彻底“搅黄”既有改革成果，让自己的渐进改良，毁于一旦。

他辛苦地调停斡旋路德与传统教会的两极冲突，反而使自己进退两难，失去了大批追随者。“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文主义青年从起初支持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变，经历宗教信仰的变迁，成为新教改革的急先锋，不再追随伊拉斯谟，而是追随路德甚至其他更激进的领袖。”很多新一代人文主义者演变成为新教领袖，这种现象耐人寻味。在我看来，纳尔特将问题的核心着眼于新教改革和人文主义运动的逻辑关联与转化可能。

“新教改革曾被视为人文主义崛起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助推性的外部造势――伊拉斯谟的方法论和改革精神让很多受众转向新教信仰，做了重要铺垫。路德思想的迅猛传播“也绝对不能缺少人文主义者在学校、大学、宫廷和出版社中的关系网。”但是，也不能过于放大这种因果关系。因为，人文主义究其本质，并非反宗教。新教改革的内驱动力仍是路德要追寻的基督教真正教义，教廷、教士和仪式都是他认为的遮蔽。在这个过程中，人文主义治学，恰好可以被“拿来”用作“去蔽”，重新发现、传播真正教义的工具。这样一种深层的“体用观”，借势而为，内外因共同合力，也许才符合真正的逻辑。

纳尔特的思路建立在某种实用性分析上。这种“实效实利”观念，具体呈现在他对世俗政治的需求感尤为关切。全书努力梳理出两条潜在线索，也是人文主义的两种面向――一是关于书斋隐修的治学方法论，另一种则是将道德价值与雄辩修辞相结合，服务公共生活的入世观。而作者有意说明，人文主义与统治阶层的人才培养，政治治理和外交需求之间暗自契合，才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这是人文主义绵延几个世纪，在欧洲广泛传播，取得主导地位的最大根源。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文主义者是畏缩不前、缺乏创新精神的学究。他们大多寻章摘句，回避争端，在安全领地摆弄文法，研究“合适的古典拉丁用词、用语和用例，以及关于古代的各种零碎信息。”“只有瓦拉、伊拉斯谟、斯卡利杰尔、卡索邦等思路清晰、立场坚定、不乏勇气的思想家，才能向世人尊崇的古代举起致命的刀刃，去伪存真，把大法官狄尼修和埃及智者赫尔墨斯彻底扫入垃圾堆。”

在书中，我们发现他对文化迁移扩散的浓厚兴趣：尽管人文主义开端于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是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但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已成为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融通的重要泉源。印刷术给出版传播插上翅膀，大量古典文献译本问世，推广者的不遗余力，让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影响限于精英特权阶层）有所突破。“出身普通的人，例如莎士比亚，也可以学到古典文本中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哪怕他永远不能像出身高贵的大学毕业生（如约翰·弥尔顿）那样充分吃透古典的传承。”

人文主义的遗产如何重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内在逻辑到底如何？这类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本质：人文主义是作为智识主义和批判方法，发挥历史作用，得到后世延续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梦想促成了文艺复兴，这个梦想是重新发现古典文献，用古希腊罗马的价值找到解决“欧洲一切弊病和不足的万能灵药”。在全书结尾，纳尔特用一种近乎“盘古化万物”的思维，指认我们对人文主义遗产的受惠。现代史学的思维、文化相对主义、批判和反思传统，乃至使用媒体，听取民意的习惯，都能归于人文主义的余响。虽然它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智识阶级并没扮演好作为旁观者和批判者剖陈时弊、寻求良方的角色。智识阶级未必是革命者，有时只发牢骚；但他们无疑是批判者，也是潜在的改革者。”但人文主义者却摆出了三副迷人面孔：那就是批评者、改革者和追求往昔理想的复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