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万松书院）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书院，是开放社会的标志，是思想者的家园。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从书院里可以听到思想的述说。

在《中国书院史》里，作者邓洪波描述了有宋一代书院分布的情况，宋有书院720所，分布在今日中国19个省区，南到海南、香港，北到河北。其时，书院可以分作三个人文地理带，一是黄河流域书院带，约有30余所，以河南为中心，著名者有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二是长江流域书院带，约有500余所，尤以江南为盛，以庐山为中心，形成东西向与南北向相交的书院十字架地带。往东，从庐山到会稽山，形成了陆王心学的思想山川。往西，地接衡庐，由程朱理学一贯三，把庐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衡山石鼓书院连接起来，开辟出内圣外王的思想路线。向南，从庐山往庐陵，从白鹿洞书院到白鹭洲书院，这一线造就了隐士与烈士的精神家园；三是岭南及沿海书院带，约有100多所，以闽、粤为重点，为近代化的到来预留了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中国书院主要在江南，以江西为中心，向全国发展。

滚滚财源入赣鄱

但凡书院中心，必有三多：钱多，书多，读书人多。而此三多处，除为当时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亦必为一人文地理枢纽。唐代王勃言江西水利，“襟三江而带五湖”，意其位于江南，襟带长江，连东吴出东海，西涉湘鄂，可入川滇。尚未言其内有赣江，从岭南到江南，沟通珠江和长江，顺势而北，可直抵中原。由此而南，则出河源下南海；而下一句“控蛮荆而引瓯越”，则言江西之地利。其北控荆楚，南引瓯越，东南向出武夷而入闽境，南向过梅关而临粤海，于闽粤两地，皆有通道入海。

更何况宋代基本国策，是向北防御往南发展，从河北到河南，从河南到江南，从江南到岭南，从岭南下海，开拓海疆。由打通西域丝路，转向开发西洋瓷路，在这个战略转型中，江西，以其江南枢纽之地位，连接河南和岭南，沟通江河与湖海。

当时的通商口岸，有广州和泉州。海货上岸，多走江西，由赣江北上，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转入运河，北上至汴河，就到了汴梁。产品外销，也是走运河-长江-赣江一线，过岭南后出口，太湖流域的丝，鄱阳湖流域的瓷，行销世界各地。尤其瓷，后来居上取代丝，成为了“中国”代名词——China。

试以景德镇瓷业为例。景德镇被庐山、黄山和三清山环抱，以道教说法，那便是个洞天福地。对于外来者有一定的区隔与屏蔽作用，历代战火，无及于此。

可由内而外也很通畅，不仅内地走江湖，能“财源茂盛达三江”，其于国际贸易亦能“生意兴隆通四海”。有人统计了景德镇的瓷器出海线路，计有六条。这六条都从昌江出海，其中，四条出南海，两条出东海。出南海的，一条走赣江出海，另有三条走抚河出海。出东海的，一条从长江下游出海，另一条从新安江出发，往钱塘江出海。

巨额贸易顺差，使赣江、抚河成为黄金水道，滚滚财源顺着江河，流入赣鄱大地。王安石就在贸易顺差里长大，还在11世纪，他就从中嗅到了重商主义，书院也跟着贸易顺差，一个接着一个兴起。不说别的，就一个产品——瓷，养了江西多少进士？

当然还有书院，朱熹从庐山到武夷山，走的应该就是抚河一线。他走下山来，走向海边，走到福州、漳州、泉州，走出一条连山通海的书院路线，把书院从山林湖畔，办到沿海岸边。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了70所书院，最重要的书院有两所，那就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虽然早在他以前两书院就已存在，但直到他出现，才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杆。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和白鹿洞书院的朱陆会讲，开启了思想共和的新纪元，尤其在白鹿洞书院，朱熹立学规，明宗旨，定制度，形成了思想共和纲领和学术开放原则。

北土中国书院花

朱子至死，有一心愿未了，他多想率领一支书院新军，以学术开放为矛，思想共和为盾，代表文化中国出征，以书院的形式北伐，从江南到江北，从淮南到河南，从河南到河北，从大河上下到长城内外，像岳飞“还我河山”那样，“还我文化的江山”。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等到宋理宗为他“平反”时，北方的蒙元亦已认同了朱熹。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一个响应他办书院的，竟然是大漠天骄窝阔台。

大汗有一名汉人养子，名叫杨惟中，是蒙人灭金时窝阔台收养的孤儿，长大后，被窝阔台重用，史载他“知读书，有谋略”，大概也受到了王子般的教育。大漠里竟然出了一个读书人，那人必定是一粒天生的读书种子。

读书的种子既已问世，就要有文化的江山供他生根、发芽、开花。

他要将自己播种在哪里？他是北人，所以首先想到中原，中原有伊洛之学。接着便想到了江南，因为文化的正统性已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伊洛之学在江南发展为朱子之学，代表伊洛之学的嵩阳书院，在江南发展为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因此，他要在北土中国也开一朵书院之花，一朵像岳麓和白鹿洞那样的书院之花。在燕京，他相遇了另一位中原人士，那人名叫姚枢，两人一见相知，遂共图文化中国复兴之大举。

刚好皇子阔出用兵，南下中原，杨惟中受命，随军行中书省事。此次南下，他一身二任，一任在王朝，他要助北蒙统一中国；一任在文化，他要以书院的形式复兴文化中国。他认为，书院传道继学，当如岳麓白鹿，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

此行，姚枢于刀兵水火中救了宋儒赵复，据《宋元学案》，元师伐宋，屠德安今湖北安陆，姚枢奉诏求儒、道、释、医、卜者，适逢赵复被俘，“枢与之言，奇之。但复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沉。枢觉而追之，在积尸间，见复解发脱屦，呼天而泣，枢挽之出。”当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方，姚枢正协助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敦颐祠，选取二程、朱熹遗书八千余卷，有请赵复讲授。姚枢“首受其学”，从学者达百人，从此，理学复兴于北蒙。

赵复又本照伏羲、神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回、孟子所以垂世立教，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且列书目于后，由此程、朱之学在北蒙广为传播。赵复曾被元世祖召见，世祖问“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答曰“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义之，也就不勉强他了。

黄百家说，北方久为异域，与中国声教不通，自赵江汉（赵复），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父亲的未竟之业和未了之志，由他来继承，黄氏父子同处于明清之际，其际遇与宋元更替，何其相似！总之，要重启书院，留住文化的根，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文明。

中国思想者，文明“未亡人”，以思想的传播和书院的拓展，收复国土和国权。蒙元重武轻文，其于武力方面，对汉人管控甚严，连每家每户的菜刀都要管。在文化方面，则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最好让汉人都入书院，在读书中而非马背上，度过一生。而这正中“未亡人”下怀，于是，大办书院，开辟了一条新的思想战线。

蒙元对此反而网开一面，欲使汉人尽入书院彀中，纳入他们的文治安排，在文化中趋于文弱，蒙元贵族起于牧武，不解耕读，因而认为文弱可以欺负。文何至于弱？此乃蒙元大错觉。当《正气歌》传入北土，当程朱理学君临北国，重新唤醒了北人的中国意识。自从南宋秦桧与金人定了个“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和约以来，断了北人南归的路，北人就不得不与南人分开而被“去中国化”了。

蒙元王朝谋正统

蒙元统一中国，都道是武力取胜，然而，都未深究其所以然。也没问一声：何以窝阔台与蒙哥汗皆败，而元世祖忽必烈能成？

个中缘由，在于忽必烈完成了转型，将蒙宋两国战争，转变为中国内部的南北朝战争，而忽必烈本人，也从蒙古大汗向中国皇帝转化了，使北蒙对南宋战争，具有了中国历史的争正统的性质，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用北人打南人。

百年之后的北人，虽与南人同属一个中国，但相去已久，分隔已深，且已奉蒙元为正统，故其欲以北朝自居，而与南宋争天下之心常在，跃跃而欲试矣。他们参与到宋元战争中来，将战争纳入了中国历史传统。

元朝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说是北人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功，它使得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宋元之战，不再是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那样的战争，而是变成了中国内部的南北朝战争，蒙元与北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其胜利之本。

南宋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失去了北人。当宋元联手灭金时，宋本已趁机收复中原，但似乎并未得到中原民众的响应，蒙元一反攻，宋师就退回了南方，从此，开启了宋元四十年战争。战争进行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窝阔台时期；第二阶段，是蒙哥时期；第三阶段，是忽必烈时期。前两个时期还是大汗制，到了第三阶段，就开始了从大汗向皇帝转移。

大汗与皇帝不一样，主要是权力的来源不一样，虽然都是家天下，但大汗产生是通过部落式的家族民主制议会——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产生，帝国则采取兄弟共和的联邦形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都是这么产生的。到忽必烈时，他因常在漠南汉地经营，受了儒术影响，便自称大汗，由于未经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干脆改称皇帝。

而皇帝与大汉不同，大汗由选举产生，皇帝则以世袭制。大汗制采取联邦共和，皇帝则以君主专制。忽里勒台大会因而解体，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和统一大漠之间作了取舍，他选择了做皇帝统一中国，故其生前和死后，都未能在整个大漠行使最高的统治权力，亦不被四大汗国认可为“大蒙古国大汗”。直到元成宗时，经过铁坚古山一战，元朝得胜，乘势与四大汗国达成和议，四大汗国从此承认元朝皇帝世袭“大蒙古国大汗”称号。

为统一中国，忽必烈改制，把大汗改成皇帝。大汗要选举产生，皇帝则可以世袭，哪个帝王经得起这样的诱惑？所以，他把政治中心从大漠向中国转移，宁可不做蒙古大汗，也要做中国皇帝。为了当皇帝，他可以改国号，接受中国儒士建议，改国号为“元”。

胡人对“元”字有独钟，还在隋唐以前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就有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让鲜卑人改用汉家姓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为元，而蒙人则以国号为元。

历朝历代，本来都是以自己在王朝中国里的出身为本朝国号的。汉朝是以汉王出身，唐朝以唐国公出身，宋朝在宋州起家，唯有元朝，在王朝中国里没有来历，但它却有着文化中国的依据，它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之元，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使它进入了中国历史传统，又从历史传统中，获得了王朝中国的北朝身份。

有了北朝身份，它就能争取北人支持。宋元对峙，势均力敌，谁能得到北人支持，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窝阔台和蒙哥时期，元朝未立，故宋元之战难有结局，蒙哥合州一战，甚至命丧汉地。到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兴起，才从国力上对南宋形成压倒优势——蒙人加北人大于南人，而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才有的奇观：文化中国北上与王朝中国南下。

蒙元没有王朝中国出身，故亟需文化中国确认。还在南宋灭亡之前，朱子就被北方士人拥戴，朱子之学就被蒙元王朝定于一尊，连朱子在南宋的悲惨遭遇，也成了蒙元声讨南宋并南下征伐的理由。于是，书院北上，蒙元南下，如此南来北往，中国就统一了，当蒙元恢复科举时，便诏以朱子《四书集注》为准试取士子，把朱子之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熹胜利了，不仅在于王朝中国对他的认同，更在于他的弟子们衍生了一支文化中国的思想大军，用他的思想——理学、以他的书院，北定中原。

蒙元王朝，以理学和书院，确认了它在文化中国的正统性。

今古都输梦一场

北人早已断了南望王师的念想，但他们却看到了王道南来，重现文化中国的景象，而这一切却是蒙元带给他们的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

南下灭宋的张弘范，就是北人。他死后，有人骂他“不是胡儿是汉儿”，就是站在了笼统的宋人立场来看他。其实，自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宋人的范围就缩小到南方去了，北人已不在宋人之列，河北的人归金，河南的人归齐，齐是由金人册封的刘豫政权。所以，把张弘范当作宋人，是文化上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宋张弘范灭宋于此”，那样的反讽毫无意义。

张弘范非宋人，但他却是文化中国人，他对宋朝没有感觉，但对于江南却不能无动于衷，他在《过江》诗中，宛如国殇般吟曰：“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红袍，尽是江南儿女血”，好个“江南儿女血”，都是王朝造的孽！

南下之初，他有《木兰花慢·征南》词一首，曰：“混鱼龙人海，快一夕，起鲲鹏。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闲、生死一毫轻。落日旌旗万马，秋风鼓角连营。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爱铜柱新功，玉兰奇节，特请高缨。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战后，他对战争进行了反思，诗句“十年鞍马是非场，虚名半纸多几张”，已透露出人生的无奈与无聊，他叹曰：“世事莫论量，今古都输梦一场，笑煞名利途上客，干忙！千丈红尘两鬓霜”。北归后，他被身病与心病夹击，殉了王朝中国。被他带到燕京的文天祥，也以一死殉了文化中国。此二人者，可为当时两个中国的代表。他们的死，也都死得其所，张弘范以一死，统一了王朝中国，而文天祥的死，则预告了文化中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