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武汉率先启动了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进程。近日，武汉卫健委披露公共卫生改革计划，包括成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总师、公共卫生首席专家岗位等。

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有“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专门段落，要求“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这项工作由国家卫健委牵头，要求在12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并纳入国务院督查范围。据笔者了解，“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的意见”早在2017年就启动编制工作，业界原预计2018年底出台。

鉴于全国性疾控改革政策尚未出台，目前几乎所有公共卫生方面的改进都围绕医疗机构、设备的提升进行，比如：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升级改造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使二级以上医院达到核酸检测条件。医疗投入增加、医疗技术提高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必然带来公共卫生体系的优化。当“千亿公共卫生市场”“医学装备行业崛起”成为热门标题，莫让公共卫生改革蜕变为一场“产业狂欢”“医疗盛宴”。

过去十年，被流行病学家曾光教授称为“公共卫生滑坡的十年”。据调研了解，有的省份疾控机构（CDC）因“甩财政包袱”被并入医院，成为远不如临床科室的边缘科室；有的CDC沦为“关系户”、“退二线”人员的落脚地，年轻公共卫生医师职业晋升无路、薪酬激励不足；有的CDC内设部门疏于疾病防控本职，却靠疫苗准入、职工体检等业务过度逐利甚至非法牟利。

对上述问题，有“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改革呼声：一种是将疾控机构（CDC）改为有独立执法权的行政部门（“国家疾控局”），甚至成为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的强权机构。另一种模式是继续保持CDC技术支撑部门的身份，强化CDC的技术专业性与职能独立性，并遏制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对CDC的不当干预。

在“行政化”和“去行政化”路线之外，武汉市政府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将现有决策权更多分享给CDC。

一是在不将疾控机构从卫健委独立出来的前提下，武汉市将武汉市、区疾控中心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纳入同级卫健委的领导班子，这确保CDC主任进入卫健委的权力核心。

二是在维持行政主导权的前提下，强化专业背景人士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包括：在武汉市卫健委设立公共卫生总师，在武汉CDC设立首席公共卫生专家。

三是尽管不开展新一轮机构改革，但在武汉市、区两级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委员会，配备公共卫生专干，作为一个跨部门协调机制，有望强化疫情防控的协调性。

回首中国前两轮疾控体系改革，从预防医学科学院改为美式疾控机构（CDC），再从非典疫情后形成行政部门（疾控局/疾控处）、技术支撑部门（CDC）的双层架构。这两轮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无论由哪一方承担疾控职能，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不能碎片化，公共卫生的能力建设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也就是说，疾控体系改革必须置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大方向上通盘考虑，尤其是不能让疾控机构（CDC）、专病疾控防治机构、医疗机构（如：传染病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由于割裂或内耗而削弱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

在武汉方案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决策层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人才是疾控体系的第一资源，要为疾控体系吸引、安置、留住人才完善激励机制，优化一线公共卫生医师、疾控科研人员的薪酬待遇、职称职级等规则，让人才不需要靠旁门左道甚至违法违规就能获得体面的收入。

二是信息（数据）是疾控体系的第一资产，要疏通CDC与公立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性大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核酸检测点）之间信息通报、数据共享机制，允许基层公共卫生机构不经本地政府批准向中国疾控中心（CCDC）直报疫情。

三是在专业技术能力是疾控体系的第一优势。CDC进入权力核心之后，要避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陷入“文山会海”，因而荒疏了科研能力、疾病早期干预职能、流行病学调查能力。

（作者为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