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Yane/文 乐迷任菲被太原市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的“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惊呆了，演出曲目居然包括了《哈利·波特》电影主题曲和西蒙·拉特爵士的饶舌歌；新年期间在天津演出的维也纳管弦乐团，竟然连个德文名字都没有；在上海演出的维也纳宫廷爱乐乐团，通过各种线上资源搜索也无法获得它的德文原名……
新年之际，望着贴满街头巷尾的各色新年音乐会海报，难免有种错觉：大洋彼岸的艺术家们都放下自己国家的活不干了，来服务中国观众。哪怕是在北京音乐厅、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一线场所——德国汉堡交响乐团的来华演出被主办方使用了“盛世经典的音乐享受，易北河咏叹调的和谐共鸣”等词句宣传，然而节目册中不仅缺少指挥家的介绍，演出曲目也毫无章法：上半场除了德语区人民迎接新年时最喜闻乐见的约翰·施特劳斯的舞曲以及弗兰茨·莱哈尔的轻歌剧选段，还插入了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是歌剧咏叹调的大杂烩。
“通过搜索就可知道，所谓世界著名指挥家、乐团首席指挥格雷戈尔·杜布莱特，任职的其实是汉堡一支 名 叫 Goettlicher Entertainment Symphony Orchestra的乐团，其官方网站表明这支乐团以流行音乐和演唱会伴奏为主。”乐评人徐尧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这与宣传资料上所说的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交响名团并不相符，很明显盗用了正牌的汉堡交响乐团（即Hamburger Sym-phoniker）的名头。而正牌的汉堡交响乐团在12月31日和1月1日均在汉堡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想必来中国演出新年音乐会是分身乏术。”
冒牌的“汉堡交响乐团”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2011年，他们就曾用“汉堡国家交响乐团”的名号在新年期间来华演出。今年他们售出的最高票价达到1680元。一位名叫陈磊的年轻人就把他的第一次古典音乐体验献给了这支乐团，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他看完演出后，直言享受到了音乐的盛宴，但他不知道施特劳斯是哪国人。
从圣诞节、新年直到春节，是国内演出市场最热闹、也最混乱的时段。火爆的市场滋生出大量浑水摸鱼的演出商。打开任何一家票务网站，可以轻易见到爱乐乐团、皇家乐团等字眼，票务宣传极尽所能地使用了“欧陆风情”、“原汁原味”、“皇家盛典”等夸张词汇。然而，并不是所有名叫“爱乐”的乐团都是世界名团，也不是所有带着“莫斯科”字眼的芭蕾舞团都能跳出凄美的《天鹅湖》。真相是：绝大多数世界一流的演出团体都会留在自己的家乡完成圣诞和新年演出，在这个期间到中国巡演的顶尖艺术家屈指可数。
“新年音乐会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声音。一流的乐团终归属于自己的城市，我们可能花十倍的钱也请不来。”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珑对记者说，“我们追求和向往西方高雅的新年音乐会，这种愿望并没有错，但因为我们本土音乐生活的匮乏，导致我们在判断一支乐团水平方面存在障碍，很多剧院只能从外面找团来演，因此给了演出商炒作的机会。”
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大量平日里并没有听闻过的国外乐团纷纷来到中国分一杯羹。“水团”、“假团”、“拼装团”是业内人士心知肚明的“行规”。许多号称来自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的乐团，实际上是在国外以低廉的价格和简便的手续注册的交响乐团，来到中国，经过演出商的改名换姓，包装成一流名团，跻身票价高昂的合法演出。甚至有一些乐团，没有固定名称、没有注册，也没有常规的音乐季，演出质量不堪入耳。“因为演出商、票务网站和宣传渠道的裙带关系（有时候宣传单位同时也是演出的主办方），很难从票务网站和媒体上获得关于乐团的真实报道，尤其是年末档期。对于听众，只有在不断的后悔中才能提高警惕。”乐评人唐若甫说。
任菲的疑问是：这些水团，是如何登上国内一流的演出场所的？这些新年音乐会大多数并不是由剧院主办，而是租场项目。北京如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乐评人张克新表示，“这些团的演出场次很多，平均都在10场以上，加之演出团体本身不会索要高价，因此或多或少都会挣到钱。”独有例外的是国家大剧院，因不接受租场项目，所以对节目的把关更加严格，这也使得所谓“水团”进入大剧院的难度很高。
即便是真实存在、如假包换的乐团，因为翻译、名称等关系，也存在夸张宣传或者混淆视听的现象。例如1月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德国柏林交响乐团 （Berliner Sym-phoniker），在柏林的职业乐团中排名倒数，柏林至少有三支乐团可以翻译为“柏林交响乐团”。可不明内情的中国观众很难分清楚，演出等主办方也不愿讲清楚。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报告，2012 年，我国全年演出总场次200.9 万场，演出总收入355.9 亿元，其中专业剧场演出收入61.2 亿元，占总票房的45.3%，经文化部审批来华的演出项目共计1140 项。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国家大剧院每年能够卖出90万张门票，辐射近200万观众。
有数据显示，当人均GDP 超过5000 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出现“井喷”的局面。在2011 年，我国人均GDP 达到了5414 美元，与此同时，大小演出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12 年，全国经文化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演出经纪机构共3059 家，演出经纪人将近3.5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为职业的个体演出经纪人。庞大的人口基数，节日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于高雅文艺生活中的热忱，都导致这些年复一年出现的“水团”音乐会保有号召力。很多观众一年只看一场演出，只为图个热闹——名声响亮，自然成了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例如，维也纳管弦乐团几年前便曾遭圈内人士的质疑。这支乐团原名为Symphonia Vienna，徐尧认为，“一支维也纳的乐团竟然用英文名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典型的散装团，没有固定的人员组成，唯一的业务就是每年新年期间来亚洲巡演挣取演出费。”
当然，散装团并非一定就没有水平。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解释了维也纳管弦乐团的身份疑问，“演出由维也纳音乐学院一位华人大管教师牵线搭桥。虽然遭到很多攻击，但实际上这个团在施特劳斯作品上的演绎水平很高，乐团的很多演奏家都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不少国内资深乐迷非常认可演出质量。”钱程认为，这些乐团属于向大众普及和推广古典音乐队伍中的一员，面对的是陈磊那样的观众，“这不能一概而论。就好比让外国人唱京剧不对味一样，若要演绎施特劳斯的作品，还得非他家乡的乐团莫属。”
张克新表示，界定一支乐团的水平高低并不容易，“严格意义上来讲，一场音乐会并不是一个产品，它没有各种硬性的标准来界定其是否合格。”在这个时候，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决定了哪些乐团的中国之旅会受到欢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因为中国的大多数观众普遍缺少古典音乐的鉴赏知识，演出商坐地起价，只要价格到位，大家就会觉得级别很高，事实上，大多数人无法判断自己高价买来的票是不是值得。”
“京沪的观众和媒体，在这些年来已经练就了火眼金睛，假团、水团比较难蒙混过关，而近年来国内的二三线城市纷纷建起豪华的大剧院，却很难邀请到国际名团来演出，”这位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新年这个档期，只能到处找团，把场子填满。”
“区别散装团和节日乐团，要看指挥和乐团音乐家名单，还有排练时间，而不是运营模式。”唐若甫也认为，“打假的重点，要放在票价虚高和宣传的弄虚作假上，演出质量和人员构成是否与票价构成性价比。至于所谓假团、水团、散装团，就像满大街的北京烤鸭和成都小吃一样，只要卖快餐店的价格，没有什么不对，也会有很多人去享用。”
纵观海外的新年音乐盛事，今年的柏林爱乐乐团除夕音乐会出现了中国钢琴家郎朗的身影，上演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家亚当·费舍尔率团指挥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作为除夕大餐；在俄罗斯，除了马林斯基老剧院的传统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以外，新剧院更推出新制作的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的首场演出。回到国内，一年一度央视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形成了中国观众对来自“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家乡乐团的高度信任——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国观众的视野仍然非常局限。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捷杰耶夫就曾无奈表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观众眼中只有《天鹅湖》，坦诚期望“中国观众换一下口味”。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在中国观众开始有了文化消费意识，并开始热衷追逐洋面孔的同时，中国本土乐团演出的新年音乐会可听性正在不断提升。上海交响乐团接连请来了库特·马舒尔、里卡尔多·穆蒂、普雷特涅夫与阿兰·吉尔伯特等当红指挥家执棒，每年的曲目精挑细选。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已经在过去两年里邀请到马泽尔和艾森巴赫等指挥大师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而今年的演出阵容则包括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小提琴演奏家杨天娲和指挥吕嘉，四成曲目都是中国本土作品。“中国观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音乐教育，获得更多的文化和艺术体验。”任小珑说。在不断地经历试错和磨合，当国内演出市场真正走向长久繁荣，而非节假日和从众心理影响下的刺激性消费后，中国观众会发现，选择一场好演出，没有最正宗，只有最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