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著名学者汪丁丁、陈嘉映、王焱、景跃进、张静、周濂受腾讯文化和世纪文景邀请，做客腾讯书院，以“正义与人生的中国式思考”为主题进行对谈。

追寻正义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表现形式

汪丁丁在新书《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开篇写道“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其实，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不仅国家面临着转型的阵痛，每一个个体也都面临着转型带来的痛楚，我们的痛来自何处？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这是每一个个体都关心的问题。

沙龙一开始，周濂就引用汪丁丁书中的话给作为答案：“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初级的表现形式是正义问题，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因为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导致的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

汪丁丁：公权力缺乏监督 福利政策容易滋生贪腐

当下中国，由贫富差距扩大、贪腐日益严重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公众期待一个更透明的政府，更加公正的社会。许多民众将目光投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期待如北欧国家一样的高福利，并将其视为社会正义的标杆。

然而汪丁丁在福利国家这个问题上内心是矛盾的，他认为，当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两方面的压力很容易导向国家的公共政策偏向福利，但长期而言，这种福利政策很难继续。

周濂注意到汪丁丁态度的暧昧，一针见血指出，“您这段话当中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您觉得现实的条件似乎使福利国家势在必行，但您又认为福利政策难以维系。这并不是一个清楚的态度，在当下中国要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定要强调国家能力。”

“我觉着周濂这个砖砸我脑袋上了，很疼。”汪丁丁回应称，“经济学家通常反对比较负面的福利政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比较正面赞赏这种政策。回到周濂的问题上，我确实没想清楚。”

汪丁丁认为，中国政府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思维太简单化，“要么就是95%的经济学家反对福利政策，政府听经济学家的建议把福利放在一边，导致弱势群体备受欺凌。要么就是简单思维，倒向另一极，成为新左派，在公共政策上的影响就是鼓励政府拼命发钱。”

汪丁丁认为福利政策是很强但也很微妙的动力学过程，在目前的国情下，政府缺乏必要监督，放手搞福利只会滋生更多贪腐寻租的空间。

张静：中国人的公正观是基于比较而存在的

 中国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靠持续增长对竞争利益不断加以平衡，还是追求深层的社会统一，这都关系到政治正义的问题。在汪丁丁看来，只靠前者，政体是不稳定的，但如果追求一种深层的社会统一，就到了社会学或者社会理论的方向上。

张静2008年编了一本《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主要研究中国民众的公正观念，她发现不同人群对公正的观念存在明显差异：人们在不同领域里运用关于公正的原则或者标准时的序列有变化，比如从熟人关系变到陌生的关系，从单位的关系变成完全是公共的，跟自己的利益不相涉的这些人的关系当中，都会区别对待；所有的人的公正观，都是基于比较而存在的，比如一个村民在分配村里面宅基地会和其他村民来比较，一个村民在村里面的土地获得分红，认为公正不公正会和其他村甚至其他地方的这些村民收入进行比较。一个下岗工人谈论他今天的制度是不是公正的时，会和他所在的社会条件下福利相对平等，收入相对一致的这种情况做比较。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情况。

然而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到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正义都是西方学者，他们依托的土壤也是西方社会，如果试图将西方理论拖入到中国的语境中，更加需要实践的智慧。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结尾，汪丁丁引用了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面对世界的危机》做结：“问题归根到底存在于人的内心。仅仅关注外在世界的现象，而不去解开内心纷繁交错的心结，几乎毫无意义…你可以丢掉别人要求你怎样想、怎样做吗？你可以直接面对自己，过上第一手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