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念祖 康潇 近期，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一直盘踞于各大网络书店畅销书榜以及诸多媒体图书排行榜的前列。一本是《闲来笔潭》，作者系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这本集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多种体裁形式文章的合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5万册。同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与说法》，销量也已超过20万册。
著书立作的文人与治国理政的官员这两重身份越来越多地发生交集，让被称作夕阳产业的出版界看到商机。为首长出书，抢占“红色”出版物市场，成为出版社重振雄风的强心剂。
“老大哥”人民出版社
谈到给首长出书，业内业外第一反应还是人民出版社。“领导人出书日趋开放，但把关还是很严格，出版是项政治活动，这个基调没有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199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规定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关的书籍限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安排出版。
这为上述出版社的垄断式发展提供了空间。比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和吴官正的《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尉健行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贺国强的《新世纪：闽港经济合作研究》，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为给官员出书的“老大哥”，人民出版社专门设置了政治编辑室，从今年开始这个编辑室又划分了两个部，一部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文件的出版。
《闲来笔潭》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称，官员书籍和学术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两条腿”，但最主要特色还是给官员出书。他们出书主要聚焦省部级以上官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除了完成组织交付的政治任务，比如出毛选、邓选之外，还可以有一些“自选动作”，可以主动向领导人约书。
“朱镕基、乔石、吴官正都是我们主动去联系的，当然领导也认可我们。”张振明说。长期给领导人出书确实为人民出版社积累了天然的优势。基本上，如果官员出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业日益不景气的情况下，“首长”出书却逆市上扬。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官员出书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但官员身份对销售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张振明介绍说，一般的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经算是卖得好了，但官员出书，首印数就在5万以上。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部书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该书首印就有20万到30万册，如今这本书的销量已达上百万册。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常主动争取“机会”，对疲乏的图书市场这显然是一针强心剂。
新力量
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个人书稿的出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放开。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近10年来，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这也为名单外的出版社抢占红色出版市场提供可能。
很多出版社想从“老大哥”手里分一杯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中华书局、科技出版社等都抓住机会，在首长们的书著上打上自己的logo。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得知李瑞环正在编辑一套哲学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环表达了出版愿望，并将该社曾经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等哲学著作送给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哲学力量一直非常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著作的出版，一直是其突出的特色，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专家们与李办负责编书的工作人员沟通得比较好，占得天时地利人和，李瑞环退休后的第一部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最终选在人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为李瑞环出了第一本书后，人民大学出版社顺理成章“争夺”到了李随后的两部著作。2007年出版了《辩证法随谈》，2010年出版了《务实求理》。加上此前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三本著作累计销量近170余万册。
今年，人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李瑞环的新作《看法与说法》。
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承接了李瑞环、李铁映、成思危、陈锦华、梁衡、叶小文、陈健、吴建民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书稿出版。
另外，那些隶属于退休官员曾分管过的系统之下的出版社，也抢占了先机。曾经主抓教育的李岚清，退休后先后写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书，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鹏日记因为分属不同行业，则交给不同主管单位的下设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都能分到一杯羹；尉健行《工会的基本职责》则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打好母校牌也是获得首长出书机会的重要办法。例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和译著《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抓住时机，毛遂自荐也是不错的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所以能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就是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当然，承接到高层书稿的出版业务也并非“一劳永逸”。比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成思危，书稿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01年至今，成思危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还有《成思危论金融改革》、《成思危论风险投资》等。不过，等到2012年成思危写下《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和启示》时，出版社换成了科学出版社。
也有“势均力敌”、“难分高下”的时候，这时出版社一般会选择合作出版。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张振明表示，联合出版有利于各自发挥优势，人民出版社有为领导人出书的传统品牌优势，而一些部委机关出版社的加盟，则有利于图书在该系统的发行推广工作。
低调是铁原则
尽管竞争激烈，但是除了人民出版社会“大张旗鼓”地称自己是以给领导人出书为特色外，其他为高级领导干部出书的出版社都显得格外低调。
现任黑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有多本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华书局和三联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没有将吉炳轩当作官员看待，只当作普通作者，认为他文笔好，作品有思想，与中华书局品牌契合，才出版他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市场部刘渝也表示：“我们很多作者有政治职务，但是，首先他是一个作者。”尽管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不少领导干部出了书，但是从宣传来说，并没有形成一条专门的产品线。
主抓政治读物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拒绝接受一切媒体采访。他表示，之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能给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出书，是因为工作作风好、信用好，用心为他们服务。
新华出版社总编辑室则表示，没有作者的同意，该出版社不会透露与出版相关的任何信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则称，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会特别为领导干部出书。
尽管这些带有文人气质的出版社都愿意突出书籍本身而模糊作者的领导干部身份，但是却无法掩盖这些作者出书对于出版行业的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