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彬/文 以幸福为追求目标，就有三个问题摆在前面：什么是幸福？什么影响到幸福？怎么样提升幸福？像央视做的幸福调查一样，对幸福的理解林林总总，比如，不少人认为，那些回答“不姓福，姓曾”的人们和网上对各种段子进行的模仿加工，恰恰给他们波澜不惊的生活增添了些幸福。

这样几个主观的问题摆在面前确实不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其中有很多规律可循。从经济学意义上，幸福是那种满足感，等同于效用，就是构建起经济学大厦的那个最基础的概念。影响到这个效用的因素有很多，但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收入水平。增加收入会增加幸福感，各种经验规律基本上表明，平均来看，富人要比穷人幸福多了，富裕的国家要比穷国幸福多了。可是出现了“幸福-收入悖论”，也称为“Easterlin悖论”。这个悖论是说，幸福并不随着收入的增加持续的增加，至少是发现增加的速度在减慢。国际上研究幸福问题的著名学者Ronald Inglehart把生存和福祉(survival and well-being)与人均GDP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经济收益阶段（Economic Gains）和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life style）。在第一阶段，幸福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比较敏感，随着经济增长明显提高；而到了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变得不显著了。通过对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他发现人均收入10000美元是幸福的阈值点, 平均来讲，超过这个阈值的收入增长不再对幸福产生正的效应。

收入到一定程度对幸福所起的作用就不再是线性的了，这是因为除了收入，还有更多的因素在影响着幸福感。这包括，相对收入及收入差距（与周围的人相比），过往的历史和预期（也称为时间性比较），健康、亲情、人际关系等隐性因素，以及其他宏观要素，如通货膨胀、失业、政府支出、环境污染状况等等，这些因素可能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作用才显现出来或者作用才显现的更强烈些。除此，还有一些关乎个体生理与心理上的看法。比如，性情决定论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是由个体性情决定的，不同的性情就决定了你的幸福程度，而生活中的各种冲击就始终围绕一个定值上下波动，或者冲击过大，性情发生了变化，那么幸福定值也就变了。再如，刺激影响论认为，幸福感需要脉冲式变化来激发，缺少变化也就缺少幸福，就算你始终条件很好，“应该”很幸福，但波澜不惊淡如水，当心理上适应了这状态，幸福感就小多了。

那么，我们的幸福的收入坎儿大致在多少呢？笔者使用一套微观调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CGSS2006）做了测算，发现人均收入3300元这个点就是一个坎儿，在3300元之后，幸福感的高低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就不显著了，过了这个坎儿，再想要提升幸福感程度需要从其他方向上努力了。这一个坎儿可能看起来非常的低，这需要做些说明，这个收入值只是一个拐点，表示出幸福-收入关系的变化，而且这是一个家庭内部所有成员共享的，包括老人和小孩等没有收入的成员。宏观上讲，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这个坎儿的前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应有不同，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重要转型阶段，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功用越来越重要，这才是政策需着力之处；对微观个体来讲，这个坎儿意味着单靠收入提升较难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了，在其他因素上多费些心思吧。

在这个坎儿的左右两边，各个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差异。这个3300元的坎儿把研究样本从中间偏左的位置截断，分为两个样本。比如教育程度，在这个坎儿之前，对幸福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可是过了这个坎儿之后，这影响关系就不存在了，说明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值时，学历对幸福感不再重要。自身的健康状况在坎儿的前后也有差异，在这个坎儿之后，健康对幸福感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说明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中对自己健康看得更重了。相对收入水平上，在这个幸福坎儿之前，人们更看重自己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层次，而在幸福坎儿之后，人们从这种地位优越感中获得的幸福感程度就小得多了。几个观念上的因素，比如个人对自身收入合理性的看法，是否曾受到不公平对待等，在这个坎儿之后，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这说明高于这一收入点的群体的幸福感对这些因素更为敏感，他们的幸福更加关乎“公平性”。拥有住房要比租用住房更加幸福，而在这个坎儿的右边的群体对“对拥有”更加渴望。总起来看，这个幸福坎儿之前的群体受到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较大，而之后人们从物质收入和相对地位优越感中获得的幸福感程度变小了。

这些发现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战略路径选择上有一些启示。对于从中等收入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的转型国家来讲，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尤其是已经跨过门限值的群体的幸福感，不再是提升收入就可达到的目标了。提升收入以外可以努力的方向很多，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缩小收入差距，减少人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经历，使得人们的收入符合自身能力预期，提高住房的自有率等，均可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过了那个幸福坎儿之后，人们是否受到公平对待和收入的公平合理性两个因素变得更加重要。这说明，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人们越来越关心自身的权利、平等和公平等软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依赖于体制的改革，不再是为单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的改革，更要认真对待公平发展方向的改革，才可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这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追求的根本目标。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