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文 12月4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专访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的文章，黄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根据广东省党代会关于“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工作”的精神，省纪委在认真研究和借鉴港澳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2014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

黄先耀的这番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个门户网站均在重要位置推荐了这篇报道，网络跟帖和有关评论也显示，人们对广东的这项即将进行的举措赞许一片，期待颇多。

为什么全国人民对远在一隅的广东的这项改革举措如此关注呢？皆因公众对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期盼已久，而实践中这一制度一直难以出台。人们希望，广东此举将为打破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坚冰发挥探路作用。

有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必要性、重要性和意义，各类文章和观点已有充分表述，总体而言，官员财产公示，既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人民有权了解掌握权力的“公仆”及其家庭的财产状况，已及时判断他是否存在以权谋私的嫌疑；又是监督和防范腐败的上等武器——透明的状态下，握有权力的官员，自然无法利用权力谋取额外的甚至非法的利益。

大约5年前开始，有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突然高涨，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公示制度的建立设置重重阻碍，以至于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在中国依然只停留在口头上。

事实上，当今中国早已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意义达成了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愿不愿公示？敢不敢公示？能不能公示？由于很多高官的家族，利用高官的影响力或其权力的直接干预，获取了很多非法利益，他们无法公示，更无脸公示，所以，这一制度的推行，首要阻力，来自高官阶层。

但中国的官员历来有个习惯——己所不欲乐施于人。他们知道财产公示制度能赢得民心，但又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于是想出了招数——在下级官员甚至基层官员身上开刀，拿他们公示财产。

这样做的好处有几个：一是满足了人民的部分要求，貌似“顺应”民意；二是官员级别越低，腐败的能力越差，所积累的不义之财越少，即便公开，也不至于丢脸太大；三是基层官员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圈子或团队，他们大多呈散兵游勇式的存在状态，把公示的义务放到他们头上，不会遭到类似于既得利益阶层强烈抵制那样的反对。

不过必须看到，尽管公示基层官员的财产，对于整个反腐败制度来说，意义不很大，但这样做，总归让人们的呼声得到了一定程度释放，让这个制度得到了一次试水的机会。所以，还是应该大力鼓励广东即将进行的试点，在鼓励的同时，我也想给广东决策者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既然选择公示，就应该做到真正的“公开示众”，切忌挂羊头卖狗肉，以所谓“一定范围内公示”为由，将公示变内部忽悠。所以，要这正公示，就必须通过公众媒体和互联网，向不特定多数人公示；

第二，公示的财产范围，应该包括官员的收入、官员家庭的全部现有财产、权益以及其来源。如果涉及到不动产，还应当包括不动产的具体所处位置和评估价格；

与此同时，应该规定一个特别制度，即房管、车管、企业注册登记机关等，应当对官员的财产、资产等信息，对外实行公开自由查询；

第三，应当在公示的同时，公开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将公示的数据，和民众所掌握的数据进行对照，以便从中找出漏洞，发现腐败线索；

第四，应该制定具体的惩罚制度，包括对不实申报的处罚细则、对民众举报的奖励细则。如果民众对公示的官员财产数额、来历等有关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应当设立申辩机制、辩论机制和裁决机制，等等；

第五，选择某个区县试点，就必须将该区县范围内的全部官僚，包括县级、科级和村级官员，都适用财产公示制度；

第六，至少在广东省范围内明确承诺，欢迎一切媒体就官员的财产问题进行查对、披露和评价，不设置障碍，使舆论监督得以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