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文

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已经有20年了。时至今日人们发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另一方面也因为改革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权衡。譬如市场化改革有没有步调太快，强调社会福利会不会导致计划经济复归，宏观调控与民营化产权改革是什么关系，等等。近年来，由于改革受政府部门利益阻碍严重，“顶层设计”的呼声四起。这能否构成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核心动力？这些问题与经济学的发展状况遥相呼应。对经济理论的探讨，可以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提供借鉴。

据笔者的学习体会，经济学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对计划和市场的优劣判断。这个问题鉴于苏联、东欧等国社会主义实验的灾难性后果，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已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第二，市场是否存在短期失灵。这是凯恩斯理论的立足点和引发争议的关键，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第三，非市场经济如何演变为市场经济。这是现实世界最需要解答的问题，但缺少公认权威的理论解释。下面略加论述。

计划经济为何行不通？

计划经济的试验和失败可能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涉及人口数量和时间跨度看，其影响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也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并没有失败，因为任何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都可以看作计划和市场不同程度的结合。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人会说，像过去苏联、中国（包括今日朝鲜）那样推行的全面公有制计划经济，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幸福、保障社会持续发展——因为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它们只能作为例证来说明计划经济的不可行与不人道。

计划经济为什么搞不下去？最直接的回答是说公有产权不能提供适当的奖惩机制，造成人人吃“大锅饭”、生产效率低下的局面。更深入的回答是哈耶克所说的，合理配置资源需要的信息分布在千千万万独立的个人和企业当中，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它，集中决策必然导致资源误用。在此基础上茅于轼先生提出，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价格信号。在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方，不发生讨价还价，不存在价格竞争，资源配置陷入混乱，最终难以为继。

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发生过，牵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兰格和米塞斯。兰格相信，只要有能力足够的超级计算机，中央计划机构可以模拟市场试错完成资源合理配置，其效果甚至优于真正的市场自发调整。由于当时西方正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苏联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很多人对计划经济模式表示支持和向往。其中包括帕累托、熊彼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包括罗素、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看错了。

总结计划经济的失败教训，有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构建它的理论中包含着逻辑矛盾，这一设想本身就不成立。换句话说，计划经济行不通，不需要社会实践来证明，通过逻辑推导就可以判定。——这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更一般地说，奥地利学派认为，任何经济理论的对错都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事实检验，只能靠逻辑作出判断。因此，事实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事的逻辑要正确。这种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或理性主义是奥地利学派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最主要特征。

坦率地说，我不接受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单靠逻辑推导就能判断理论正误，意味着当初支持过计划经济设想的学者和科学家的逻辑思维是有缺陷的，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这在我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相信当初拥护或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具有同等逻辑思维能力，问题不在于逻辑推导是否正确，而在于思考过程中对某些因果条件的判断不同。大致而言，是计划经济制度设想的人性基础和信息技术条件与现实不符，所以在运行中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最后走向失败。

在我看来，理论是对世界的简化。描述世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合乎逻辑只是构建理论的第一步，它不等于必然正确。世界上有很多合乎逻辑而彼此冲突的理论，只能靠事实去验证和选择。如果理论被证实，我们可以保留；如果被证伪，就要放弃或修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已有非常成熟的经济理论作指导，也经过了几百年历史经验的证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然，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新问题，需要权衡摸索。但无论如何，大的方向不应改变。

市场是否会出现短期失灵？

从主流学术界的视野看，经济学既承认市场的有效性，又相信市场可能失灵。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论证在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中，价格变动能够使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的供求达到全面平衡，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在宏观经济学中，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总需求分析却隐含地认为，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未必最优，所以政府运用宏观政策优化经济运行是可能和必要的。

经济学这种相互割裂矛盾的状况招致很多批评，不断有经济学者试图消除微观与宏观理论的隔阂，构造出统一完整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对市场有效假定的探究成为重新阐述经济学的关键。新一代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在主流微观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效率的论证中，隐含着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如信息充分、完全竞争、无外部性等，它们与现实状况不符，因此市场在实际运行中难免失灵，外部纠正是必要的。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也表明，在社会交往与利益博弈中，个人追求自利的行为可能导致对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这意味着，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自利增进社会福利，或归结为“无为而治即最优”的观点，是有例外和缺陷的。现实中有很多例证。比如我们通常认为，任何自愿交易都能增进交易双方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本原因。但通过深入分析投机行为，茅于轼先生提出，在投机者过多并主导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投机就变成了赌博，结果导致交易者个人损失和社会资源浪费。这就是交易毁灭财富的现象。

凯恩斯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囚徒困境”问题。抛开政策建议不说，凯恩斯理论真正的含义是：经济不止有一个均衡水平。在通常情况下，经济产出是由商业环境、技术水平和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除非这些条件发生变化，经济产出不会轻易变化。这就是“均衡”的一种表现。但在特殊情况下，当某种原因导致经济下滑时，由于信用链条断裂，在银行、厂商、消费者之间，会形成一种预期自我实现的怪圈——银行担心坏账，不敢贷款给企业；企业担心过剩，不敢扩大生产；劳动者担心未来，竭力缩减消费。这就形成了“囚徒困境”，使经济锁定在一个低产出、低就业的“假均衡”状态中。凯恩斯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扩大开支，可以像助推器一样把经济从“假均衡”推回到高水平的自然均衡中。

由此可见，凯恩斯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差别很大。凯恩斯理论虽然也支持政府干预，但前提是承认私人产权与自由企业制度不受侵犯，并相信市场和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它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技术修补工具，目的不是破坏市场经济，而是完善市场经济。很多人对凯恩斯理论的本质有误解，所以有大量误用。一是滥用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振经济，久而久之形成“抗药性”，破坏市场机制。二是在市场发育不足的环境中运用凯恩斯主义，会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阻碍市场经济制度形成。所以在中国应该注意，一方面要慎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应更多地强调产权保护和经济自由；另一方面要知道凯恩斯理论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不能完全否定凯恩斯理论。

回到市场是否有效的争论，张维迎教授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说市场理论的缺陷，不等于市场自身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根据信息充分、完全竞争、无外部性等一系列假定，描述出高效完美的市场。一旦这些假定不属实，我们就认为市场有缺陷，这是没有道理的。就好像我们给一位姑娘画像，画得很美，后来通过实际对比发现，画像跟她本人长相不符，因此就说她丑，这是不对的。因为她的美可能跟画像的美不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美。正如现实中我们看到，即便在信息不充分、竞争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也有它自己解决的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个观点发人深省，但他后面所说的“有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标准能不能取得共识，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如何建立的？

不管怎么看待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或者是否承认市场存在短期失灵，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如何建立？无论是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是帮助那些贫困落后的国家走向富裕文明，世界都亟需这方面的理论解释和知识指导。茅于轼先生提出的人权与市场经济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要理解，市场的核心是交易。交易能产生价值，促进分工，推动创新，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这是市场经济创造社会财富与文明的根本原因。而交易和创新的前提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保护，没有人可以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财产和自由。这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法律解决人与人的纠纷，这就是法治。在政治上，要保证每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平等发言权与决定权，即民主。在文化上，要保障每个人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而上述这些人人可以拥有、彼此又不冲突的权利，就是人权。由此不难理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建立市场经济就是确立法治、民主、自由的过程，它们是同一社会制度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

反过来看，与人权相对的是特权，与特权相联系的是等级、独裁、专制。这些特征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得取消特权，去除等级与专制。困难何在？一是政治上，拥有特权和暴力工具的专制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挠社会迈向平等和自由。二是思想上，长期形成的等级观念、领袖情结、顺民（暴民）文化等，已渗透到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中，要改变绝非易事。所以说，建立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的过程，更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重建，乃至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变迁。

尽管如此，在计划经济（或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细节解释上，还存在很大的理论空白。基于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受张维迎教授和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影响，笔者试图对市场经济形成和社会制度演变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探讨中国改革的前景和路径。这个分析框架的特点是把社会变革或制度演进的原因归结于人的思想观念。它与过去笼统所指的“思想”、“观念”、“意识”等不同，把存储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中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分为三组：本能与习惯、经验与知识、理想和信仰——分别影响人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生活目标，通过分析这些相辅相成的行为动机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为观察制度演进提供一个参考视角。其核心观点如下：

一、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人的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的互动协调；二、制度变革过程可归结为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斗争；三、那些个性鲜明、能力突出的政治人物或理论家信奉的思想，对社会演变方向和结果有更大影响。一言以蔽之，社会变革背后是“观念战争”。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制度存续的条件是人的预期不断被实现。如果预期落空，人们会改变行为，或改变预期，或两者同时改变，引起制度变化。人的预期是由经验和知识奠定的，同时受理想目标的影响。当预期、事实与信仰一致时，制度是稳定的；当它们出现错位或冲突时，制度将产生动摇。简而言之，一种制度如果跟大众思想观念相差太远，运行是不稳定的；一种变革若不伴随社会意识形态重建，最终是难以成功的。

结论是什么？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指向“市场—法治”的知识、信仰和习惯在人群中扩散得越深越广，社会进步就越平稳，越有效，越不可逆转。反过来，如果社会缺少此类被广泛认同的知识和理念，即使偶发事件导致政治变革，结果也是暂时的、动摇的，具有强烈不确定性。所以说，中国学者、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他们信奉和传播的思想，是中国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