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知识分子”称谓
背景：7月25日，《环球时报》刊登刘志勤的《建议取消“知识分子”的称谓》一文，提出取消“知识分子”称谓的三条理由。
如果是“少数‘知识分子’”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株连所有知识分子呢？而我更加担心，这样定性问题，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并因此取消“知识分子”称谓，中国人权不是进步，而是大步倒退。
——《》
要知道，即使在“文革”期间使用“臭老九”一词，其内在的逻辑也还是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客观存在。刘志勤先生的立论基础只有一己喜好，没有任何逻辑基础，没有任何学理可言。
——《南方都市报》
知识分子毕竟只是一个称谓，在公民权利上无所谓高低贵贱。如果说目前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佳，那么只是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太少，滥竽充数者较多；如果说知识分子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声望，那么也是源于他们能坚守社会良知、承担社会责任。
——《成都商报》
暴雨伤亡人数
背景：7月24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针对民众对伤亡数字的质疑，新闻办主任称，经过SARS的考验，北京市政府深深懂得透明的道理，相信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有隐瞒，之所以现在有更新的滞后，是因为有些遗体还需要辨认。
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人民日报》
以往，人们要求信息及时公开，更多是出于对自己利益可能被侵害的担忧，而现在，公众更看重的是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实质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公众对政府的质疑甚至批评，恰恰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对政府部门来讲，每一次的正面回应，都是一次引导舆论的机会。
——《齐鲁晚报》
拒收红包被打
背景：医生退回车祸患者家属的500元红包，却被误以为得了肇事车主的好处。医生鉴于伤者已治愈，给出“可以考虑出院了”的建议加剧了这种猜疑。而在医生按照正常医疗规程，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药并嘱咐病人出院后，患者的两名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住医生，将其头打破。
收红包的泛滥，割裂了医患之间本该和谐的关系。医患关系本该是信任的，但因为收红包的弊病存在，这使得医患关系不仅不信任，互相猜忌，而且充满了种种的矛盾，一有“导火线”就爆发战争。拒收红包被打，谁都是受害者。唯有机制能确保每一个医生都不收红包，才不会出现不收红包被打的怪事。
——《新京报》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会不会传递出这样一种道德错觉：既然患者根本不相信医生的道德操守，好心拒收红包还被打，那还不如收下红包，患者放心，医生也得利，何乐而不为？事实上，这恐怕也是许多医生在收红包时的一种道德自慰。虽然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道德撒娇。
——《南方都市报》
小伊伊被拒“幼儿园”
背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的幸存者、“奇迹女孩”项炜伊因为腿部有伤，被上海的幼儿园拒绝接收。项炜伊的叔叔称，他们家想送现在已经三岁半的项炜伊上幼儿园，但是打听过的所有幼儿园都说他们担心孩子左腿的伤。
小伊伊的困惑诉诸于媒体，或许上幼儿园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但是非常的手段，基于人生片断的温暖，并不具有本质意义。权益不相信“奇迹”，是因社会缺 少了让权益生存的环境，缺少了让利益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加强社会群体权益的维护，立法是一个方面，用制度机制调节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才是关键。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