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文

上一世纪俄国最轰动的文学经典，人们推认是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呕心沥血十二三载，身后留下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位被禁终生的作家死前不久，曾悄悄给亲朋们读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书中耶稣对自传性主人公“大师”命运的决断竟是：他不配得到光明。周围人愕然了。这是作家对自己一生的终极反省？！于是，不能不想到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微妙关系，想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忏悔。

叫板！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的信

到上一世纪20年代末，布尔加科夫已经完全落入苏联文坛狂热的围剿中了。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我的战舰要沉没了，必须勇敢地沉下水去……”“命运正在扼住我的喉咙……”

1930年3月28日，布尔加科夫记道：“我亲手把一部关于魔鬼的小说手稿抛入炉膛……”这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初稿。也就在同一天，他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政府七位主要领导人分别发出一封长信，一封破釜沉舟的信。

信一开始就“向苏联政府坦述实情”：

“当我所有作品都已被禁之后，许多公民向我提出同一个劝告——

编写一个‘共产主义的剧本’，再向苏联政府写上一封表示忏悔的信，声言放弃我在作品中表达过的观点，并保证今后做一名忠实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同路人作家。

“目的：就是为了免遭迫害、贫困和无可避免的毁灭结局。

“这个劝告我没有听。因为写上一封言不由衷的信未必能使我在苏联政府面前得到好的印象，所表演的不过是一种龌龊而天真的政治丑剧。至于编个共产主义的剧本，我连想也没想过，因为我十分清楚，这种剧本我是作不出来的。”

在这肆无忌惮地表白之后，笔锋直指封杀了他所有作品的中央剧目与演出审查委员会：

“正是这个委员会在培养着奴隶，培养着歌功颂德之徒和战战兢兢、奴颜婢膝的仆从，在扼杀创造性的思想……我承认，与书报检查机构（无论这种机构是什么样的，属于哪一种政权）进行斗争，是我作为作家的天职，就像我呼吁出版自由一样。倘若哪一位作家想要证明他不需要这种自由，那他就像一条公然担保自己不需要水的鱼一样。”

布尔加科夫藐视那些“钻在被窝里对苏维埃政权咬牙窃骂”的可怜的作家：“我不是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我是把这些思想写进剧本，搬上舞台。”“这些思想”归为两点，一是“对于在我的落后国家所进行的革命进程的深深疑虑；与之相对，我提出更合人意的，伟大的进化论”。

这是指1925年写的带来抄家搜查之祸的两篇小说《不祥之蛋》和《狗心》。

《不祥之蛋》写动物学教授佩尔西科夫在研究室里发现了一种“红光”。经它照射的动物会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繁殖出庞大的机体。正赶上全国闹鸡瘟。一个“带着官家公文的鄂蕴(厄运)同志”，要走了教授的红光分光箱，怀着“恢复本国养鸡业”的壮志，却孵化出无数庞大的食人爬虫，铺天盖地涌向莫斯科，飞机大炮和苏联红军都阻挡不了。还是大自然的力量拯救了人类：一场夏日从未有过的寒流扫灭了这些爬虫。

看来，科学的力量一旦被视为人类可以任意指使大自然的武器，将会孵化出怎样不祥的未来。干扰自然的客观进程，狂妄地“创造历史”，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狗心》继续着这一思考。医生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把刚刚死去的小偷-酒鬼的脑垂体移到一只狗身上。狗竟“突变”成“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人，怀着“一颗最为卑鄙龌龊的心”的败类：酗酒、偷窃、说谎、告密，直至栽赃陷害，用手枪威胁强占教授的住宅。幸而“造物主”及时把他还原为狗，才没酿成惨祸。看来，人要充当造物主的角色，只能是对上帝的讽刺性摹拟。

小说60多年后才在苏联开禁，与其说是因为对革命“突变”、“创生”的合理性的哲理思考，不如说是有影射十月革命、攻击社会现实之嫌。

第二个思想就是“顽强地把俄国知识分子当作我国优秀的阶层来描写”。他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1923－1925)，就在宣说这一主题。小说改编成剧本，剧院认为名字“太刺激”了，改为《图尔宾一家》。这部与其家庭经历极为密切的剧本，正如信中说的，“描写贵族知识分子家庭在国内战争中，被在劫难逃的命运抛入白卫军的营垒”，而他“竭力对于红军与白军保持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去展示白卫运动的悲剧性——而写作的背景正是俄国知识分子一批批被清除、被驱除的恐怖年代。所以从排演、观摩到上演，伴随着铺天盖地的批判而又轰动一时。

当然，如作家信中说的，“我的作品不能存在于苏联”，还因为“浸透我的语言的毒汁”、“黑色的，神秘主义的色彩”，“而最主要的是我描写了我的人民的那些可怕的弱点”，因为“布尔加科夫已经当了讽刺家，而正是任何真正的讽刺在苏联都绝对不能想象的时候”。

在清算了自己的观点、历数了报刊的批判之后，布尔加科夫居然“向苏联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吁，请求宽宏大量，放我这个于祖国无益的作家以出境的自由”。如果不准出境，他请求“委派”他一个工作，甚至请求当个舞台工人。“假如连这也办不到，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处置我，但是无论如何请予处置。因为我，这个在苏联和国外都为人所知的戏剧家，目下正处于穷困，流落街头，面临死亡。”

这封不惮鱼死网破，只求“处置”的信，后果出乎意料。

一个多月后，4月18日，斯大林竟把电话打到他的家里：“……您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不过，也许真应该放您到国外去？怎么，我们使您很厌烦了吗？”

布尔加科夫回答得很妙：“最近一个时期我反复在想，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生活在祖国之外，我觉得，不能够。”

斯大林回答：“你想得对。我也是这样想。”

随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主动聘请布尔加科夫担任助理导演……

也许，这戏剧性的一幕使布尔加科夫模模糊糊产生了一种希望，一种设想？！……

传情——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的又一封信

“一年多前，就在绝望的时候，幸亏总书记给我电话，打破了绝望。请你相信我的趣味：他谈吐清晰有力，风度轩昂，文质彬彬。在我这个作家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剩下的只有一步——见到他，并探知命运……”1931年7月布尔加科夫给魏列萨耶夫的信中现出了这样的腔调。

实际上，在1931年初，布尔加科夫就起草过给斯大林的信：

“我很想请求您做我的第一个读者……”

他一定是记起尼古拉一世直接审查普希金写作的关系模式。

1931年5月30日，作家终于发给斯大林又一封信：

首先，他诉说自己的精神病痛，“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因”，于是引出对险恶处境的申诉：

“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一匹文学之狼。人们劝我把皮染了。这是个荒唐的建议。一匹狼，不管是染了毛，还是剃了毛，它反正还是不像一只卷毛狮子狗。人们对付我也真像对付一匹狼，多年来照着文坛之狩的种种法则在这围栏中驱赶着我。恶意我是没有的，但我十分疲惫。因为就是野兽也会疲惫。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弃绝自己的职业，不做声。直说了吧，这是怯懦。没有这样的作家，你能够让他不做声。如果他不做声了，那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做声了，那就是他要死了……”

如果说，1930年的信，是这匹文学之狼张开嚎叫之口，那么一年后的这封信，则是文学之狼伸出的脖子，是示弱，是在谋求一种和解！在作家档案的草稿里还有这样的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想对您说我的一个作家的幻想，就是被您亲自召见。请您相信，不只是因为由此看到最有益的机会，还因为您1930年4月电话中和我的谈话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不是因为这谈话受宠若惊，而是被这番话感动……”

布尔加科夫也许知道，从20年代后期，斯大林就在凝视他。克格勃档案存有斯大林要求详细了解“布尔加科夫炮制的伪劣作品的完整资料”的信息。对文坛围剿布尔加科夫，斯大林的表现十分微妙，一方面表示支持：“我要说，这是反苏的东西，布尔加科夫不是我们的人”；一方面他又对布尔加科夫好奇地凝视。有记载，《佐伊卡的房子》斯大林看了8次（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图尔宾一家》至少看了15次！亲自放行一时。斯大林曾和周围人说起，“这个布尔加科夫！真敢干哪，真敢戗着毛来！”卢纳察尔斯基询问斯大林为什么出尔反尔，允许上演，斯大林回答，“我认为，它基本上还是益处多于害处”。“因为像图尔宾之流都承认自己事业已经失败……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

对续集《逃亡》，斯大林一方面指责“是企图为白卫分子辩护或半辩护”，“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同时又表示，“我一点也不反对上演《逃亡》，如果他在8个梦上再加上一两个梦，描写一下苏联国内战争的内在社会动因……”

斯大林的确在经常地凝注布尔加科夫，斯大林懂得文学，他想到招安，布尔加科夫也从斯大林的凝注中，猜想着什么，甚至有什么期待？！或许，他想使自己成为那凶险年代的“例外人物”？出现一种“交换”的可能，让作品开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已有先例。

在给巴黎的弟弟的信（1933年9月）中他提到，“有人提议我修改《逃亡》。这些改动完全符合我最初原稿，一点也不违反我的创作良心，所以我修改了这些地方。”不过《逃亡》还是没能上演。

在那个凶险年代，他多次打起给斯大林写信的念头，也发过几封信（甚至替人向斯大林求情）。1934年6月11日，他就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出国看病：“我越来越感到屈辱，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4年间的服务一无所成，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请求您的庇护。”

而“上边”始终保持沉默……

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说，布尔加料夫有一种将痛苦的嘲讽转化为滑稽的方式，就是每天给斯大林写不可思议的长信。这也许不无夸张。不过在这漫长的期盼中，30年代的布尔加科夫已不再公开表达20年代的那些“观点”。从喜剧《莫里哀》（1929-1935）到《普希金》（1935），探讨的已经是作家与独裁者之间关系。有所期盼，便不能不有所忌惮，自我查禁是查禁的最高境界。

1936年2月，布尔加科夫终于决意写一部斯大林早年革命活动的剧本。作家努力在最小程度上和自己的良心取得妥协。他选择的斯大林，还是一个浪漫青年，在为正义和自由的理想投身反对专制斗争。1938年9月艺术剧院为庆祝斯大林60岁寿辰，和布尔加科夫签约。1939年1月有了初稿，光剧名布尔加科夫就想了几十个，如《牧师》，《大师》，最后定为《巴顿》，情节有1902年3月巴顿工人示威运动。为赶在庆祝寿辰上演，7月27日布尔加科夫在党小组会上朗读了剧本，大家站起来长时间鼓掌。之后是确定演员、去巴顿为排演实地考察。8月14日，布尔加科夫领队赴巴顿，火车上收到电报：“不用出差了，请返莫。”回程中，心灰意冷的布尔加科夫对妻子说，“柳霞，他签署了我的死亡判决。”

“上边”传出信息：巴顿剧本很好，不过不能排演。有各种传言和猜想，比如，斯大林不愿意看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新手；或是说情节不符合官方神话，甚至有双关暗讽之嫌；有人认为布尔加科夫是想与斯大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是说斯大林不愿意看到远远逊色于《图尔宾一家》的《巴顿》，甚至未必愿意布尔加科夫来写《巴顿》，因为斯大林自有整个苏联作协大军去写《巴顿》。

布尔加科夫对妻子说过，“你知道，我多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尽管剧院按约为作家预付了购房款，不过还是没能给作者“创造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巴顿》的打击使布尔加科夫肾硬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失明了。

布尔加科夫去世的那天，家里终于接到斯大林秘书办公室的电话：

“布尔加科夫同志真的去世了？”

“是的。”

电话断了。这位一生被禁的作家得到安葬新圣女公墓的待遇。一场猫和鼠的长期游戏收场了。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怯懦的主题

在弥留的时间里，布尔加科夫表现出不可忍耐的自我辩护的愿望，“带走我的会是谁？接我的会是谁？……”

“他不配得到光明，他争得的是安宁。”这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多次修改后，对大师的最终安排。也许，这位知识分子的反省过于苛刻。

喜剧《莫里哀》是布尔加科夫一部引以自况、暴露心思的呕心之作。虽然到底没能上演，他还是为它熬受了多年的争斗和磨难。莫里哀，剧中这位17世纪的天才作家，为要说出真话，为要《伪君子》获得上演，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谄媚、屈辱、直至生命。艺术家与强权的对立，真正的艺术与君主专制不能相容，这正是剧本的主题。

在绝望中，莫里哀狂叫：

“我知道，他要压垮我！这座神像！我一生都在舔他的靴刺，只求别压垮我。暴君！！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羞辱自己？是因为《伪君子》，是为的《伪君子》，我要找一个同盟者，同盟者！……不，永远不要屈膝！我憎恨国王的暴政！”

这是一颗坚强和软弱如此惊人地交织在一起的灵魂。在这里我们也听到布尔加科夫灵魂的吼叫和辩护！而《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是布尔加科夫的注定不能上演的《伪君子》。最终脱稿时，作家顽强地说，“我认为……它够得上放到抽屉的黑暗之中了……我不相信明珠会永没尘底。早早晚晚，作家总能说出他要说的话，……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人格的尊严。”为了它，一个作家的良知忍受了多少委屈！

很少有人注意《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怯懦的主题：书中的耶稣几次说道，“在人的各种缺陷中，怯懦是最主要的一种。”也许只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背景下才可能充分理解这一主题。这里，不仅“大师”由于胆怯，烧毁书稿，躲进疯人院，再不想说什么；就连总督比拉多的残暴里也充满怯懦。在他大叫“恺撒皇帝的政权是世上最伟大、最美好的政权！”“真理的天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时候，眼睛里也充满恐怖！那是个说真话需要勇气的年代——也是怯懦最终要付出代价的时代。

一些资料断言，《大师和玛格丽特》是斯大林的约稿。可以指出魔王瓦兰德和总督比拉多身上有着斯大林的印记，从而推断布尔加科夫保皇主义思想的复萌：把复兴俄罗斯帝国的使命寄托于斯大林。的确，创造出丑恶残暴的个人崇拜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被革命口号所陶醉、所愚弄的祖国和它的人民。怎样使人民恢复理性，恢复健康的思想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布尔加科夫的憎恶首先指向“我的人民的那些可怕的弱点”，特别是指向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对理性和良知的背叛。他借魔王瓦兰德之手捉弄、惩治的正是冥顽不灵的芸芸众生、市侩庸人，而精神文化的权威、莫文联主席柏辽兹受到身首异处的惩罚。

也许，在善和光明缺失的背景下，只有让魔王瓦兰德主持莫斯科的正义！？也许，斯大林的铁腕真能够把恶变为善：通过残酷的集体化运动，通过古拉格、大清洗和恐怖的纪律，把恶驾上善的马车！？或者，这种念头本身已经是怯懦！？但是斯大林还是封杀了这部奇书，无论如何，魔王瓦兰德代表的是恶，是黑暗势力。这一点作家是坚定不移的。而这种隐喻是绝不允许的。

布尔加科夫没有背叛自己，但是他受了内伤，他内在折损了，有了裂缝。不过，作家在年复一年对内、对外的苦斗中，还是坚持说出了自己的话，写在了自己遗嘱性的传世经典中。

“他不配得到光明，他争得的是安宁。”这其中既道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忏悔，也有他对良心安宁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