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读《顾随致周汝昌书》，知道1959年12月的《人民日报》曾经刊发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内心不禁称奇。当时在天津师范大学（今河北大学前身）任教的顾随，据此填写了一阕《临江仙——读 <人民日报> 社论 <猪为六畜之首> 》：
六畜旧时排次，惟猪最不称强。敬陪末座脸无光。上头鸡犬在，更上马牛羊。今日重排席位，首先推让猪王。积肥打得满仓粮。浑身都是宝，不但肉生香。
无论是党中央机关报社论的题目，还是教授的词，都颇饶奇趣。笔者没有去查资料，但推想起来，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粮食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党中央机关报以社论的规格为六畜重新排次，并突出猪在六畜中的“带头大哥”地位，应该是服务于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
而作为书斋中的教授，顾随并不知道，在如此新鲜、有趣的诗料的背后，发生了怎样残酷的事实。尽管大饥荒的死亡数字至今成谜，但大饥荒曾经发生过并且饿死过为数不少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当时有效地封锁了消息，只有部分报纸以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侧面反映了饥荒的严重程度。多数时间里，媒体上仍是一派莺歌燕舞。
新闻封锁之下，连一般干部都不知道大饥荒的事实，更别指望一介文学教授能从党报的社论中洞察出严酷的现实。此时，距辞世不到一年的顾随，仍然与自述的自己身上“坚不可拔”的“小资产阶级文人习气”作着顽强的斗争，人民公社，反右，农村水利，粮棉增产，厂矿提前完成生产计划，女儿入党，周恩来出访等新闻，成为去世前的顾随诗词写作的主题。不惟如此，他还提醒周汝昌，在其词作中要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内容写进去。
顾随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他幼承家教，加之天资聪颖，很早就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化底子，1915年中学毕生后，他投考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审阅学生的入学试卷，发现顾随的国文水平卓异，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以求中西贯通。因此，顾随先到天津北洋大学英语系预科专攻英语，两年以后转回了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顾随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等校。1953年，被高教部调派至天津师范学院，直至去世。
顾随是诗人、词人、小说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同时是书法家，教育家。早年他偏向于创作，写下大量诗词、小说、戏曲，其所著小说《失踪》，被鲁迅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其诗词被认为是近现代诗词中的翘楚。中年后顾随以学术研究为主，研究领域涉及诗词鉴赏、戏曲、佛教典籍、翻译理论。其诗词鉴赏著述，被论者认为是王国维所著《人间词话》后的又一座高峰。
作为教育家，顾随成就同样斐然。沉樱、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吴小如、邓云乡、黄宗江等皆出自其门下。周汝昌先生认为，顾随是一位“近代罕逢的特异教学艺术大师”，其讲课效果，“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随先生之声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包括那些具有世界级声誉的大家——胡适、俞平伯、周作人均不能及。叶嘉莹在1942年秋季第一次听顾随讲课，自觉上过顾随的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如此震撼性的讲课效果，难得在学生回忆老师的文字中见到。
这样一位集新旧学于一身、中西贯通、能述能作的多面手，进入五十年代，却对自己产生了近乎自虐般的怀疑与否定。《顾随致周汝昌书》一书，对此颇多记载。该书收录了总数为23万字的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时间跨度从1942年至1960年。周汝昌比顾随小21岁，但顾随欣赏其才华，视其为畏友。二人诗词唱和、切磋学术、交流生命体验，历时近二十载。在周汝昌眼中，顾随亦师亦友，可惜，他给顾随的信却未能保留下来。
由于彼此是知交，是“可与言者”，因此顾随对周汝昌可谓披肝沥胆，心扉洞开，信中充满至情至性的文字。而由于身值新旧鼎革的易代之际，作为饱读经史、看遍兴亡的智者，顾随的信中，又颇多隐晦与禅机。比如作于1952年的长诗“脚痛篇”三篇，在笔者看来就有待郑笺。对此，周汝昌在本书序言有这样中的话：“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产生这批书札往还的时候的真实情况，我们师生二人的国境、家境、物境、心境，都是什么样的？那恐怕也同后人读‘二十四史’那样陌生而新奇，甚至不敢置信了。”此语对于理解顾随信中反映的心路心曲，极有助益。
简而言之，书信中，昔日天才焕发与服膺为人生的艺术的顾随，进入新时代后，竟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跟不上时代铿锵的步伐。为此，类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英雄主义残余意识在八识田中根深蒂固，佛家所谓‘劫火烧之不尽’者，稍一走做，便露马脚，思想改造功夫何可放松也”的自污之语，常从笔端流出。他自比“病骥”，感叹：“急起直追，有心无力，难乎哉，难乎哉！”
花甲之年的顾随，在天翻地覆的世界里，只争朝夕，辛苦追赶。从1955年年底开始，顾随给周汝昌的信中，“现实主义”的诗词让人目不暇接。全国粮棉增长的消息传来，顾随填“玉楼春”，中有“最高纪录真非偶，堆积棉粮高北斗。一年高了一年高，有史以来从未有”的句子。1956年新年来临，他赋“水调歌头”，赞颂“工农兄弟合作，变革旧生涯。岂止从无到有，更要天长地久，时刻有增加。规划到全面，领导不偏差”。1957年元旦的“鹊桥仙”中，有“人民富贵古来无，为万里、江山做主”的咏叹。此外，诸如“江山别换主人公，自然白发成年少”、“古国四十余载，如今日日峥嵘，老人越活越年轻”、“兄弟国家兄弟党，新生气象新生力”的句子，在顾随的笔下，真是不择地而出。
这些诗句词章，今日看来，在内容上自然多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在情感上，也未免肤浅空洞。从艺术角度看，更是乏善可陈。对此，顾随自己是不乏清醒认识的。给周汝昌的信中，他承认，自己的此类诗词“无实际生活经验，而第二手材料又不足启发灵感，譬之冷饭化粥，饭已自不佳，粥更难得有味也”。
其实，身怀卓越诗才、具有哲人气质的顾随，五十年代前的诗词创作，抒发性灵、描写家国巨变，自然堪称圣手，佳作多多，即便是歌咏普通大众的诗词之作，也不减诗味。比如其最有名的《木兰花慢·赠煤黑子》，将词的笔触指向与旧日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摇煤工、送煤工，也即俗称的“煤黑子”：
策疲驴过市，貌黧黑，颜狰狞。倘月下相逢，真疑地狱，忽见幽灵。风生。暗尘扑面，者风尘不算太无情。白尽星星双鬓，旁人只道青青。豪英。百炼苦修行。死去任无名。有衷心一颗，何曾灿烂，只会怦怦。堪憎。破衫裹住，似暗纱笼罩夜深灯。我便为君倾倒，从今敢怨飘零。
词中，没有给劳动者戴高帽子，而是如实描写对其狰狞可怖外表的观感，但是，对其劳动的价值，则再三致意，喻其为深夜明灯。这样的词作，情感与理性是平衡的，因此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顾随在诗论《驼庵诗话》中，在对比屈原与杜甫时，曾说过：“屈原是热烈、动、积极、乐观；杜甫是冷峭、静、消极、悲观。而其结果，都是给人以要认真活下去的意识，结果是相同的。”在顾随的理念中，在艺术层面，消极悲观与积极乐观具有相同的价值，都是有益人生的。
然而，乌托邦的实验者们自认为掌握了人类进入“天堂”的不二法门。在不容置疑的真理与急速要达到的目标面前，任何对人生的感怀、对生命的咏叹都是无用而多余的，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是对宏大目标的无谓干扰。在美丽新世界面前，乐观成了惟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悲观的人则是可耻的。带着幸福迷醉的表情，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开进实验者们设计好的未来，是无权者惟一的权利。这，就是顾随不得不去写作那些甜腻、空泛的诗词的时代背景。
在亘古未有的宰制力量面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如顾随，也只有低下头来。而在那样的时代，“敬陪末座脸无光”的，又岂止是六畜之首的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