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纳狄/文 “入冬了，缅因州人民吃了一次麦当劳1号餐，千里之外的南国佛罗里达人民更喜欢2号餐，而远离大城市的田纳西山区中的山民吃了个3号餐，同样处于海边的加州人民却更喜欢4号餐……”
这是网友们为《舌尖上的美国》撰写的解说词。这套词包括十几个国家的版本。有幸被选出来的都是中国观众认为缺乏美食的，他们甚至为韩国撰写了7集的完整版，字里行间皆是骄傲与同情——前者来自于充满智慧的食物与人，后者则感慨他国人民无福消受。
通常观众们看完某部作品，打了高分后热火朝天地开展二度创作，基本上说明这个作品叫好叫座。《舌尖上的中国》算纪录片中的首例，“舌尖体”在2012的“XX体”中也占了一席之地。不管是淘宝上云南诺邓火腿的下单量在节目播出后节节上升，还是一直点外卖的家庭置办起锅碗瓢勺开火做饭，都说明了一点：这几年被“餐桌上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击溃了索性破罐破摔、自嘲百毒不侵的中国人，总算在这部纪录片活色生香的影像面前找回点认真吃饭的信心。
即便找回来的信心可能再度被击溃，这都不妨碍《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成功地介入并影响了公众生活，这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非常少见，却不是第一次。
纪录片与中国观众的短暂甜蜜
“每次某部纪录片的走红，都意味着社会思潮有这个需求，时代有这个需求。”吴琦说。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专业，曾经是央视的口碑栏目《人物》的主编，后来到中央新影继续拍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及几位编导都是他带出来的“学生”。
他提到了1981年陈光忠导演的纪录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这是我们上高中必看的，讲年轻人应该怎样抓住青春。80年代初，关于青春的话题突然可以放到公共的空间里讨论了，片子就火了。其实和《舌尖上的中国》是一个意思，一是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又无计可施；二是很多人再也不能真正地回到当年成长的地方，回到那种令人向往的慢生活里，只能在晚上十点半看着这个纪录片怀念儿时的饭桌。”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说长江》，盛况和《渴望》差不多，收视率达到了40%，是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国产纪录片。这是人们第一次在自家的电视机上看到了这个国家的人文地理。业内人士也认为，观众们赋予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片子本身。1980年《中国青年报》上读者来信中潘晓的提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能是那一代青年的困惑，急需振奋、急需扬威，这样气势磅礴的纪录片怎么会不被老百姓接受呢？吴琦和纪录片研究者王小鲁都提到了由时间、陈虻等人发起的“新纪录片运动”。在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里得到呈现，旨在打破80年代“高高在上的解说词”，不关注政治，转拍小人物的柴米油盐。“编导们发现全北京的人都可以被拍。收废品的大爷、抄电表的阿姨、对门在殡仪馆上班的小张……用的是‘跟腚拍法’，非常亲民。镜头不好看，黑咕隆咚的，但收视率很好，观众也很好奇，身边的人每天都干些什么。”吴琦认为那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好时光”，周兵和“舌尖”团队等都曾在那个大本营里历练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红了一阵子后便关注者寥寥。在王小鲁看来，“小人物的故事里是必定包含政治的，若淘洗得太干净，天天油盐酱醋，把人当生物来拍，其实是让人乏味的。”
从《生活空间》到《见证》、《人物》，十多年里积攒的观众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后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收视群体。
近几年，《故宫》、《敦煌》、《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大制作”纪录片的热播又让我们看到了愈来愈近的甜蜜期，《舌尖上的中国》将这个期待带入了现实——即便它在单纯作为纪录片的水准上，有业内人士指出存在“7集的内在逻辑不通顺”等问题，但没有影响观众的好感。
这些片子也有触碰到时代脉搏的共同点：它们都拥有好的视觉效果，在像国外商业纪录片一样大量使用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高速摄影等手段；在影视行业“做烂戏、圈快钱”的情况下保持了诚恳的态度和精细的制作，同时，在毫无营养的电视台各色栏目里，唯独它能带来有效而真实的信息。
“纪录片是折扣率最低的文化传播方式”
说这句话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何老师说，“用纪录片来做对外文化传播的载体，其实是最聪慧的，这也是改善中国纪录片生态最好的机会。”
理解这句话并不难。纪录片从制作手法上就是最接近真实的，观众在接受时防备也会降到最低，因为“非虚构”三个字已经悄悄地印在脑海里。
把这句话诠释得最好的，不是中国人，是国家地理频道、BBC、NKH等国外高质量纪录片的制作方，以及像雅克·贝汉这样的导演。
西方人与纪录片的关系看起来紧密多了。在国家地理频道的主页上，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全球有“17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35亿个家庭用户”，其中主要的用户在北美和西欧。这也与《国家地理杂志》120多年来的培养分不开，有许多观众是他们的杂志读者，这是循序渐进的事，毕竟《国家地理杂志》与国内的《华夏地理》2007年才开始版权合作，而国家地理频道目前在我国也没有落户，只能零零星星看到少量节目。
除了长期的培养，对纪录片的热爱与西方人骨子里的探险精神、对异域的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好奇心是分不开的。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比我们更加浓烈的了解的欲望。加上当时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欲望，纪录片的先驱们具备了天时地利的条件。积累到现在，专家型的导演越来越多，一些人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个动物种类，在研究拍摄对象的同时，也研究更加适合的拍摄工具，比如在《探秘北极熊》里，我们可以看到摄制组为北极熊专门定做的“雪球摄影机”和“浮冰摄影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被拍摄对象把摄影机当成“墙上的苍蝇”。
丰富的经验让他们一早就洞悉了何苏六说的那句话。
法国人在《迁徙的鸟》中只用了三五句解说词，一切都让鸟儿的翅膀说话，对动物的世界给予了最大的尊重；《美国国家公园全纪录》里，出现了许多历史文献和老照片，这部片子要讲的压根不是黄石公园有多壮观，而是美国人在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博弈，纪录片忠实地告诉你他们也发生过在自然保护区强行盖大坝的行为，当地居民与环保主义者、律师的联合对抗，获得一次次胜利，才使得国家公园进入了良性的状态——这根本就是一部社会制度逐渐健全的“进化史”。
于是，当BBC拿着制作成本几十万英镑的纪录片《狄更斯》卖给央视《人物》栏目时，吴琦记得对方只收了5000美金。道理再简单不过，卖到中国时，这部片子的成本不知道已经收回多少次了，但是5000美金却能换来他们在片子的资料里添上一句：“今年又增加了中国内地1亿的观众。”
说到底，《舌尖上的中国》该尽早翻译成英文，发行到海外，这才是足以代表中国的民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