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文 如果回溯若干年，或许有相当多的人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个一团和气的“清谈会”，还是问题为导向的“磋商会”，依然举棋不定。不过，2012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再会让人犹豫，这个对话，或是缓解中美紧张关系机制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

还在2009年之时，希拉里曾有“同舟共济”和中美两国“共同进退”的言论，美国财长盖特纳也称，他和中国同行交流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多。而在2009年之前，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等学者以中美经济依赖关系中的“生产-消费”链，创造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概念之后又被其他学者注入新的内涵，上升为G2（中美集团），“中美共治”这样的华丽词藻也浮出水面。

然而，2009年的G2看似是个陷阱，中美实力非均等，美国要想把中国纳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与政治格局。事实证明，G2之说，本质还是属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的“要么就是我们的盟友，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二选一命题，当中国并不想接受这一“要约”之时，2010年的美国风向急转，借以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名，高呼美国又面临着上世纪50年代一样的“危急时刻”，挑起了一场美国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争斗，把中国视为将直接挑战美国利益的战略竞争者。如果我们重读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今天之中美之竞争与对峙，颇有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修昔底德笔下的古雅典与斯巴达之争。当雅典人的崛起，被斯巴达人视为威胁，他们之间的战争最后成为不可避免，这个被人们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无理性的对峙。在经济上，美国高喊要从“中国制造”垄断中重振“美国制造”，完全忽略了相当多的“中国制造”本身是美国跨国企业转移代工厂而产生的这一事实，这一不顾事实的取悦国内选民的说辞，使这一对峙中加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当美国产业界把失业问题归咎于中国及中美失衡贸易，美国政府又不得不出台更多的“双反”等制裁措施来抑制中美良好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就朝冲突转化。在军事上，美国把从来不存在问题的“航行自由”作为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引线，有把亚太构筑成对抗中国的军事同盟之势，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不断扩张驻军，在新加坡派统驻精锐战舰，与菲越轮番举行军演。这些行动，给对中国心怀不满的诸多国家以错误信息，认为挑战中国符合美国利益，最后导致各国的因素掺杂进来，中美双边的对话再无能力管理双边紧张，最后就眼睁睁看着两大国走向冲突。

正如美国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所言，“困境不在于较大的军事力量将会相遇，而是所有不同的力量都将相遇”，中美在尚能通过双边对话解决问题之时，就应该尽最大力量和最大的诚意，主动地解决问题，避免“其他所有不同的力量”的掺合进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偏袒和不持立场，是制止想打破南海和平的周边国家的一种负责任管理，而中国继续沿着“和平发展”之路，做好周边外交，举“和谐世界”之旗，是主动预防老牌强国“羡慕嫉妒恨”及周边国家成为斯巴达人旗下木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