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最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引起一片哗然。从文物保护角度，这处租来的住宅并不是梁林夫妇一生中时间最长的居所，但在1931年至1937年，因为有个聪敏美丽的女主人，梁家的客厅成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龙之一：“太太的客厅”。
作为后世旁观者，我们消费的当然是传奇，好主人和好客人并不常有。另一个著名的客厅样本诞生在60多年后，同样在北京，重庆人黄珂以饭会友，大摆流水席，参与者超越地域、方言、行业和阶层，觥筹交错间竟成为生活方式和社会交际取向的自发实验。
前后二者非常不同。太太客厅寻求同一价值观，一群西化的知识分子谈论雪莱、济慈，这个沙龙成为自由学术氛围的推手却并不开放。黄家客厅鱼龙混杂，没有主角，主人也被客体化而成为提供的可参阅人生经验之一。一个好空间，既有私密的温度，又有公共的开敞，黄珂的客厅正是如此。至于更多的价值，黄珂不做期待，就像林徽因之始料未及，但人群的聚合，总是传奇年代最受关注的传奇之一。
——编者按
2012年才第一次踏入黄珂的家门，实在是一件非常“no fashion”的事。
黄珂家在北京望京一个叫“望京新城”的普通小区里，开发商将小区名竖在楼顶上，他所在的那幢楼，正好位于“城”字底下。从1999年搬进这里，他所住的606号房几乎日日大摆流水席，最初以相熟的文艺界朋友为主，大伙喝酒清谈，尽兴后方作鸟兽散，像个艺术家食堂，后来各路媒体登门报道，流水席的声名逐渐传开，黄珂专门请了一个厨师两个厨娘，渐渐成为京城夜宴地标，据说最多一次吃饭有一百人之众，一晚上翻了三次台。如果按每晚10人计，至今已经超过5万人，在他家吃过饭。
黄珂从不算账，怕数额太大把自己吓到。保姆小彭倒是悄悄记着，家里每月的菜钱大约要花掉2万多将近3万元。一年吃掉的米和油，恐怕比整幢楼里其他人家的总和还多，至于喝空的酒瓶，排起来估计也能绕着整个小区走两圈了。
下午6点钟，天还没完全黑透。客厅里落地灯没有打开，黄珂弓着背，在沙发里翻一本书，早到的几个朋友在厨房帮忙，还有一位女性友人从美国带回来的两个小女儿，像两台小轰炸机，一阵阵地在黄珂身边低空盘旋，呼啸而过。黄珂头也不抬，只有在来了客人时，才会将目光从书中拔出来——这种目光不是对陌生人的探究，只是打量，如果足够敏感，的确可以从中捕捉到朋友所评述的“一丝悲悯”。
黄珂据说长得很有佛相，面肥带笑，宽唇阔耳，来吃饭的导演关锦鹏还曾经游说他在戏里客串一个活佛的角色。心慈面善，这是成为发起人的基础，更重要的原因，黄珂认为是因为这个客厅没有女主人，“天天如此，任何女人都受不了。我这里没有女主人的脸色可看，可以满地乱走，没人提意见。”黄珂说。
从来不请客的人和天天请客的人都是新闻。所有人都在为这种长期行为寻找合理的动因，媒体上赋予这个故事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一次严重车祸后，死里逃生的黄珂从此对生命有了新的体验，从此乐善好施。
此种说法黄珂并不认同。若无天性支持，大彻大悟恐怕只会是皮层刺激下的短暂记忆。“我是把重庆的码头文化搬到北京了。我就是喜欢交朋友，朋友来了就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到山区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你到他家去讨顿饭吃讨口水喝，人家会把你当成贵宾，他心头清醒得很，你可能永远不会和他再见面了，但他还是把家里最好的老腊肉拿出来给你吃。我其实骨子里也是‘山民意识’在作祟。”
黄珂出生在重庆一个相对殷实的干部家庭，不自傲但也绝不卑微，这样的背景才能生长出江湖上的仗义侠客——除了请客吃饭，已故作家张枣回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寄居在黄家，诗人芒克的夫人坐月子，汤水都是黄珂送过去的。
晚上七点之后，从京城各个角落前来吃饭的人陆续进门，客厅的5米长桌和一个设在房间里的小桌上，挤满了身份迥异的人，公务员、国企干部、艺术家、学者、小白领，甚至还有两个英国人。
每天来的人数都不确定。黄珂家有三个大冰柜，里面整齐地码着大块的猪肉、整鸡和其他食材，大泡菜坛子堆了六七个，“人多了随时可以再添菜”。
黄珂坐在主桌上，话很少，兴致好的时候，会介绍一些人相互认识，更多的时候，他抿着啤酒，笑眯眯地注视着桌上高谈阔论或大快朵颐的客人，也许他并没有在看，你不经意转头，能看到他正一点点地滑进另一种思绪里。
所有的一切，都不像是外界所渲染的那种活色生香，他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朋友们继续留在客厅里喝酒聊天，我只是提醒他们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进房间里睡了。”喝醉的人，可以在客房或沙发上留宿，他吩咐保姆准备好醒酒汤。
梁文道评价黄珂，“他没有什么伟大作品，你也不觉得他在思想上占有多重的地位，但他是场地的提供者，他催生了一种文化氛围。”胡耀邦的妻儿慕名来过，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一边吃菜一边谈论艺术和哲学，平常前呼后拥的女明星，经常来晚了没有座位。“还有有意思的，离了婚的夫妻，大家又分别结婚，然后各自带着新的另一半上门吃饭。一天吃饭时来了一对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进门后就放下一个大包，大家都在琢磨帅哥靓女的来路，后来才知道是卖碟的。”黄珂说。
黄珂年轻时当过记者、做过广告、折腾地产、后来还到新疆种彩棉，现在经营一家投资公司……和许多沙龙主人一样，他的座上宾比他本人要精彩得多。他有与生俱来的攒局本领和组织才能，权贵的高高在上，文化人的孤芳自赏，小肚鸡肠或是豁达明亮的人格，到他这里，一手化骨绵掌都能一一化解。只是，沙龙这个词嫌洋味，让人想起香槟酒的彬彬有礼，小圈子的自我精英感和体面的封闭，黄珂的气场是非常江湖味的。最贴切的比喻就是，黄家客厅的沙龙像个澡堂子，进门脱衣，众生平等。
黄家的客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客人是熟客，不用和主人说太多话，到达后自动进入角色，吃饭、谈天或者斗地主。第二类人是好奇心使然，80后和老外居多，希望能补充些杯酒人生，快意恩仇的现实经验，黄珂家对他们而言，就是一次性的大party。
黄珂的客厅里，黏性最高的其实是那群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男人们。说起来有些寂寥，他们经历了思想和学术成长、激辩的80年代，那些公园里简陋的沙龙、群居社会的碰撞全部停止后，他们也慢慢放弃了理想主义，直至黄珂的停留在80年代的客厅出现，才让他们找到精神上新的空间支撑。
张枣说，这个客厅贵在环境居家，不豪华，也不寒酸，还有很平易近人的家常菜。对于主人黄珂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不打招呼闯上门去吃饭是种诗意，推杯换盏是浪漫，就像屡次提到的酒酣时搂住姑娘的腰，是他们认为的文人之风流———这些是他们失去的共同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