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娓婷 近来，广东的两则消息让民众一致叫好。一是发生在广州市花都区。网络图片文章指农民工因讨欠薪上访，警察为其开道护航（此后该消息被证实为误解，当地公安实则跟随上访者并试图阻拦）。另外一则是广东将放宽社团登记。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与此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推行“一行多会”，以改变“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是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

据观察，民众对上述两则消息叫好，原因相类似，就是：和平表达诉求得到尊重。可见，叫好的背后实则体现了民众和平表达诉求的愿望，而这两件事让民众看到了能表达诉求的空间：没有被压制，没有被“代言”的。

事实上，广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过去30年成功实践了经济开放，现正亟待一场社会层面和行政层面的变革。广东经济总量庞大，并且还在迅猛增长。随着经济交易频繁，经济利益与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任何单个组织均难以替亿万民众包揽一切事务，更不可能替其发声。在这个情况下，向民众放权以及建立和平协商的机制，就势在必行。惟其如此，才能达成将矛盾化解在双方约定的框架内。这就是汪洋所说“接得住，管得好”出发点。

而放宽社团登记乃至放权的首要任务，则是明确哪些是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哪些该由政府管理，哪些可以交给社会组织自治，需要有清晰的界限，权、利、责各安其所。在花都事件的被误解版本中，“误解”来源于，民众希望与官方之间能协商出一个空间让有关人士完成表达诉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安部门回归到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表达权利的角色当中。同理，日常生活中更需要释放空间，允许在法律规则之内，寻找共同诉求者组成常规运作的社团。从民众的角度来说，社团有助于其摆脱个人孤立无援的状态，实现将诉求方式和过程有序化；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以社团规则为准绳与社会组织沟通，则减少了处理分散化利益诉求的不可控性。

明年7月份开始登记，广东能不能带来民众诉求上的新局面？

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面对社团登记与管理，如何规范社团与政府双方的守则；二是能否落实“一行多会”规定，实现社团之间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例如，长久以来，行业虽有行业协会，但难以真正体现业内人士的真实诉求。原因在于这种协会是政府“钦点”，与其说反映业内心声，倒不如说是政府代言。

回顾近年社会事件，纷繁错杂的现实中交错着进步与倒退。在亚运期间，广州舆论每天揪着政府工程的错处，以“扰民”为由要求政府晒账本、要求减少浪费和交通阻塞等，出现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雏形。不过，当时意愿表达以媒体发声为主，民众多是单个行动，未有形成合力。而政府道歉与回应则显露出对民意的重视和韧性的处理手段。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在面对民众利益表达的时候，经常未够清醒。例如近期的广州业委会指导规则竟允许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责，例如中山东升事件源于长期漠视村民的生存诉求，并在最后通过较强硬的方式解决。可以预见的是，假如广东主政者坚定一种开明的政策方向，那么，放宽社团登记为第一步，其后发展必然意味着对既有利益板块越来越多的冲击和争取。这种利益冲突是更为尖锐还是趋向以理性方式化解，有待考验主政者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