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们被抓上警车后，原本已经走远的 “一生”、“李四”、“阿当”“一毛钱”，主动走过来，上车陪我们一起去派出所。对我而言，从这一刻起，采访已经结束了。我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学生家长，所不同的是我的孩子还没出生。我对这样一群普通家长，在为孩子争取高考权利的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遭遇充满了好奇。

车上的八个人中，除“燕尾蝶”之前已经被请到派出所一次之外，其他人都还是第一次。最有经验的“燕尾蝶”问坐在前面的两个警察，“警察同志，这是把我们带到哪儿？什么时候放我们？”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胖子警察回应说，你以为我们想抓你们啊，还得把你们拉回来。

“燕尾蝶”顺口接道，“那你干脆把我们放下来不得了？”车上的其他人也开始跟着附和。

胖子警察一改刚才的温和，大声呵斥说，“嚷什么嚷，以为警察好欺负是吗？”

大家也都不再说话， 5分钟后，车停了下来，到了教育部附近的二龙路派出所。八个人一起被关在了靠左侧走廊的第二间候讯室里。门口安排两个保安值守。

候讯室的配置很简单，门口放着几把椅子，靠窗的墙角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是一把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审讯椅。床很脏，白色的床垫，黑乎乎的，用指甲一刮，似乎就能刮下一层油腻。

审讯椅和婴儿椅结构类似，人坐上去，除了上身和签字的手之外，腿脚和腰都被死死的缚在上面。身材最为肥胖的“一生”开玩笑说，这空间太小，估计自己都坐不上去。门口的保安不以为然的说，“没到时候，到时候摁也给你摁上去”。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在教育部门口下跪的汪女士也被带来进来。

“燕尾蝶”给在外面的家长打了电话，问了情况。听说我们被带走后，有一个学生司的处长正在接待学生家长代表。“一生”和“阿当”自我安慰说，进来一趟还是有效果的。

原本以为带到派出所，批评教育、给予口头警告也就完事。直到看守我们的保安都已经开始轮流吃午饭了，还不见有警察下来，大家也开始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像我们这种情况，派出所是不管饭的，可以委托里面的保安或者外面的朋友买了送进来。

午餐是烧饼夹菜、煎饼果子、矿泉水，“一生”还顺便让买了一盒烟。八个人的午餐，放在一起还是相当有份量。“一生”接过来后，直接放在了审讯椅上。当我拿起一个烧饼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奇怪的疑惑，这个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刚刚审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犯人。反正我们隔壁椅子上正坐着的是一个吸毒犯，从我们进来开始，他就瘫睡在审讯椅上，就像毒瘾刚刚发作过一样。

刚开始吃饭，警察就开始通知我们到二楼的办公室做笔录。早上没吃饭，我只好拿了两个烧饼，提着一瓶矿泉水上去。给我做笔录的是一个看上去很精干的40岁的中年警察。

派出所的办公室和候讯室差不多，都是单间格局。这位老兄在靠窗的电脑旁坐下后，示意我坐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打开电脑后，好像某个软件出了问题，大概是找不到做笔录的模板。

在他出去找人修理的空档。我顺手翻看了放在面前办公桌上的一沓卡片，是盖过“已选”印戳的选民证。选民证应该是发到每个人手中，这么多选民证集中在一起，还是有点蹊跷。

桌子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工作日程表。从完结日期看，应该是一项月度工作计划表，完结时间大多是月底。其内容既有“更新辖区人口信息”之类的最基本工作；也有监控社区高危人群、维稳敏感人群等内容；另外还有具体任务指标类的，比如每个月提供五条情报线索。不过上面并未注明是否奖惩。

看来首都的警察也有任务指标。此前的赵作海、于祥林案，包括洛阳智障者“顶包”案，都有任务指标压力的因素。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天把我们抓进来，是不是也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某项任务指标。

当我试图在上面找到相关表述时，中年警察已带着一个年轻小警察进来了。见我在看他们的值日表，便命令道，“坐那老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