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我虽不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  

这是梭罗的话。作为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哲学家，梭罗并不被普通人认为是一个博物学家。但在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依然关注的人群里，梭罗是常常被提起的名字。

在属于他的“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里，湖畔的独居者早已经担当起自然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描写动物、植物的篇幅占去大半，以至于这本书一面世，多数人最初都以为是本自然读物，而忽略了它的哲学性。

梭罗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观察他身边属于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从夏到冬，几乎每个小时都去观察河水的涨落，后来麻省派去的水利测量员与他几年来的私人实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除去不会移动的石头与植物外，他还仔细地查访各种鱼类和它们的巢穴、卵，常来水边的苍鹭、野鸭、冠鸭，岸上的蛇、射康香鼠、狐狸，岸边泥潭里的龟、鳖、蟾蜍与蟋蟀…… 

“天堂在我们的头上，也在我们的脚下。”将梭罗这句话奉为生活箴言付诸实践的还有你我都知道的著名的达尔文、布丰、法布尔、林奈、吉尔伯特·怀特。

什么是博物学？

18世纪中期，法国贵族家庭出身的布丰在皇家花园当主任，手执放大镜蹲在花园里研究植物之余，他也会脱掉昂贵繁琐的贵族服饰亲自动手做动物实验。与其他贵族把研究尚未命名的花草作为休闲活动相比，布丰显然是将其看成了一项事业，36卷的《自然史》便是成果；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开始搭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5年里他做了大量沿途动植物与地质、地理的笔记，很快便出版成畅销书。他还依据随身携带的一盆植物在船舱里的长势发现了植物的向光性原理，“我生来就是一个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写出《进化论》之前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自小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村落与蟋蟀、蜜蜂相伴长大，1849年，他去科西嘉岛做物理老师，岛上丰饶的动植物给予法布尔巨大的灵感和热情。于是，在植物学家勒基安的帮助下，这位物理老师很快就因《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

这便是博物学。

它兴起于18世纪的西方，是当时许多贵族与知识分子的热门休闲方式、第二职业和社交必修的课程，包括了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

博物学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一切研究都表现为对研究对象之间相似性的描述和归纳，是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正因为大部分著作都重描述，博物学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最自然、最融洽，自19世纪后期博物学衰落后，很少再有像法布尔这样的“科学诗人”出现。

衰落后的博物学，还是对其他学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文学中，布丰的《自然史》算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创作根源之一。

晚清时，到广州经商的欧洲人也将具有西方博物学传统的动植物绘画带入了岭南画派，蔡守为《国粹学报》所作的博物图画题材丰富，从哺乳动物到鸟类、鱼类及各种花卉、水果一应俱全，枝叶和果子的正反两面都画在纸上，留白很少，可见作者希望把各个部分的细节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和中国古典绘画中对蔬果、鱼虫的处理非常不同，是为研究和观察所用的实用绘画。    　　从纵向上来看，博物学在中国出现得似乎更早些。

魏晋时期就有陆玑、张华、郭璞，那时的博物学其实是名物学、农学的总结，实用性很强。到了宋朝，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的沈括被认为是中国博物学的代表。

明清时，学医的李时珍、造园子的文徵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甚至写出《康熙几暇格物编》的康熙帝，因为秉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的博物学多和人文学科交织在一起，很难择出来单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