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文

在上一期专栏文章中，我曾提出中国经济今后三十年的发展能否像前三十年一样成功的问题。在此前提下，我特别强调了中国转向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展望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若希望不断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准，就必须大幅提高生产力。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开拓创新，还需要开发和利用海外的新市场、资源、技术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产。随着其庞大经济继续迅猛发展，中国越来越像一只几近成年的大象，所生长的环境显得日趋狭小。显然，长期背负孤傲锁国历史包袱的中国，要想维持经济发展，就必须走向世界并最终与之融为一体。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但是，真正与全球经济结合，意味着中国需要拥有更多外国企业，鼓励更多外商在中国投资。这都需要付出更多的、长期不懈的努力。

随着1990年代末出口贸易起飞，加上外资以长期投资形式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已获得大量的外汇收益。因此，中国有必要将这些外汇（以美元和欧元为主）回流到世界经济中。2005年以来，中国已在海外拥有大量金融债券的投资组合，其中以美国及欧洲的国债为主。中国已成为面临经济困境的美、欧的最大债权国之一，也更凸显其在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不管中国主观意愿如何，其经济成功的事实已经将其推到国际事务的风口浪尖。

中国每年从所持外债中获得的利息回报甚低。美、欧各国经济持续疲软，使其国债的安全系数不断降低。用金融专业术语来说，中国转向长期的、对海外那些回报率无上限的企业资产直接投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不再仅限于回报率固定的债券。而且，在今日危机过后负债累累的世界，投资企业资产的风险，相较外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似乎还更小些。

中国的巨额外汇盈余说明其每日都在海外进行着大量投资活动，只不过是集中在债券为主的资产上，今日购入，隔日即可抛出。而进行长期的海外企业投资（也称直接投资），则需要经年的计划和实施，并要等更多年方可开花结果。回报是直接获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利润、输入的新技术和改进的商业技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约十年前，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爆发式增长势态，引发各种资源短缺。为此，中国不得不一边开始向外寻求新的投资项目，通常是那些尚待开放的商业项目，同时直接收购一些外国企业。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最初的极低水平，增长到2004年的20亿美元、2006年的200亿美元和2008年的500亿美元。所有这些长期投资项目的着眼点，大都放在获取自然资源上，如石油、各类金属、铁矿石等。截至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价值合计2300亿美元，占1980年起中国所吸收的全部外资总额的20％。

然而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向开始转变，成交的项目更多是在制造业和服务行业。2003年－2010年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230项投资项目中，有37项在工业机械和电子设备方面，仅18项与煤炭、石油及天然气有关。2005年，在引人瞩目的竞标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过程中，中国惨遭失败。中国开始对美国资源性产业敬而远之。也许这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美投资侧重制造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1999年海尔是第一个进入美国投资的中国制造商，海尔总裁张瑞敏当时已意识到，若想在同一竞技场上与美国竞争对手一较高低，就必须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他到美国就为提升公司产品的质量。如今高质量的海尔家用电器及各种电子产品，从其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制造厂，源源销往世界各地。

中国厂商赴海外投资，提高产品质量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坚挺使海外资产价格下滑，变得相对便宜。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从自然资源、技术到管理人才及劳动力技能等。最后，中国公司急于提高利润，想要摆脱国内市场激烈的价格战。

尽管中国（以及世界）未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仰赖其对外投资，但中国和外部世界是否都乐见中国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合？中国商人是否已做好融入异国文化及法律制度的准备？中国在海外日益咄咄逼人的大肆收购行为，是否能从政治上获得外国政府的认可？

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它与外族交往的先决条件，几乎无一例外要求后者接受中国古老文明的优越地位。千百年来，中国靠自身资源得以不断繁衍，这一基本经济条件，加上几千年不断演变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人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高傲心理。

从英国贸易使团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故事中，中国人对外族的态度可见一斑。

1793年9月，83岁高龄的清乾隆皇帝在他位于北京以北的夏宫，召见英国贸易使团。英方希望在中国的都城派驻一位贸易代表，来协助和促进双方间的贸易。但英使团代表马戈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得到的答复，仅是乾隆给英王的一封措辞谨慎的信。这封实际上由乾隆手下大臣撰写的信，字里行间透着中国古文的典雅。信中对英使团前来叩见大清皇帝及向后者祝寿所表现的热忱、谦卑和顺从，表示欢迎，同时接受英国所奉贡品（其实是英国期望从事贸易的英国产品样品）的诚意。

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造就了其国民对异国的心态。中国历史的一面是孤芳自赏，如上述故事所显示的，带着善意的优越感；另一面则对1840年及其后一百多年里遭受的外国侵略始终耿耿于怀。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心态里，既带着由来已久的优越感，同时还掺杂着根深蒂固的怨恨甚至鄙视。中国需要正视与整个世界相互依赖的现实，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一定程度上需要中国人加深对别国的了解。

然而，事情总是两面的。有求于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和误解，和中国人相比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意、加、美、法、德等国中，50％以上受访者对中国实力的增强表示担忧。所有受访国家的反中情绪都有所上升。近期由美国境内的亚裔协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伍德洛·威尔逊学院共同发表的一份报告，将焦点对准中国在美不断增加的直接投资带来的机会和威胁。报告的序言中说，“如今，每当中国宣布某一投资意向，媒体的第一反应不是有关投资能带来多少就业机会，而是，华盛顿的某些群体是否阻止这一投资，完全不理会此投资是否具有实际威胁。”话虽如此，这份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额将达到至少一万亿美元，其中在美国的比重最高。

但是，问题仍悬而未决：中国究竟能否为满足其人民的财富需求，成功向海外拓展经济？答案不仅取决于中国少数雄心勃勃企业家的努力，而更在于中国与欧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间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因为这些国家将会是中国日益重要的直接投资首选之地。 （马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