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黑名单
人们担心，即便纸面上的“黑名单”不存在了，那种“隐性黑名单”仍在。让公众和社会看到媒体监督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护，才是“让谣言止于智者”的唯一途径。
——《新京报》
“记者黑名单”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对待记者、对待媒体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问题，更是公权力如何对待社会的态度。
——《京华时报》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它的法律所表明的统治权力的最终归属，更要看普通公民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现程度。因此，不允许建立记者“黑名单”，就是公共理性的提升，更是对公民权利和常识的尊重、敬畏。
——《华西都市报》
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越来越得不到社会的信任，是整个中国社会官办慈善及其他官办社会事业面临的共同困境。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境，最根本的也是惟一能治本的办法，就是让一切官办的社会事业和社会团体依次“脱官化”，真正恢复其社会属性。
——《》
如今，红十字会要想真正走出信任危机，靠“自证清白”已经毫无用处了，当务之急，是需要他们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救赎。
——《华商晨报》
关注捐款的使用过程和效果既是捐赠人的权利，更是捐赠人的责任。……捐款，只是你公益的开始，捐款被善用，才是结束。
——《东方早报》
国内的慈善机构度过郭美美事件的舆论危机事小，如何重塑慈善行业的公信才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
行善的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如果花得不透明，花得一团糟，谁还愿意去捐钱？因而，只有超强管理，才有超强信任。如果没有信任，公众就不想完成其慈善意愿。
——《京华时报》
大量善款长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不透明，正是红十字总会负面新闻缠身、公信力匮乏的根本原因。这是郭美美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第一块基石和第一条潜规则。
——《新闻晨报》
个税修法
个税改革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风向标举措，已到了全面修正的时候，即使本次立法只是未来全面改革的权宜之举，也应体现更大多数的民意，不要伤害民众参与立法、参与改革的热情。
——《东方早报》
如果创纪录的23万多条意见尚不能改变有关部门的初衷，如果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尚不能撼动一个个税起征点，那么“征求社会意见”的实际意义何在，公信力何在？今后人们还怎样相信“征求社会意见”？
——《广州日报》
若只作了点微调的个税修正二审草案被草率过关，民意虽无可奈何，但政府让利于民的承诺被人为打折而大部分落空，立法机关的社会形象也同时遭受连累。
——《上海商报》
既然征求了社会意见，就应当尊重、吸纳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能以少数人的意见为准，这是“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何必征求社会意见？由若干部门和若干人士关起门来决策好了！
——《珠江晚报》
北大炫富
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最缺的不是富豪，或者说，最需要晒的不是出了多少富豪，而是应该问一问培养了多少大师。若无大师，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应该多想想“钱学森之问”。
——《广州日报》
北大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企业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这些企业家能把大学的精神带给企业和社会，就能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对此话题，大学校长没必要避讳，听到大学校长谈富豪，外界也不必太惊诧。
——《齐鲁晚报》
这样的排名有什么意义呢？校友中亿万富豪多，难道就说明学校世界一流了，就说明人才培养很成功了？其实，这不过是对财富过度崇拜的一种折射。
——《华西都市报》
衡量大学教育人才的成功，衡量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认知本应该是多元的，其不应仅止步于财富与金钱。
——《重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