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朝不保夕的富贵
图门巴雅尔/文 江南素有“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之说。历史上徽商以经营盐、当铺、茶、木为四大主业，其中以盐业为最。徽人自己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经商以盐为主，徽商对盐业非常重视。所谓“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银子）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虽然挣了二三十万两银子，也还入不了富商大贾的行列。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也是古代商界的一个奇迹。两淮（泛指今日苏皖两省淮河南北的地方）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逐利的首选之地。两淮盐商领袖，在明朝称为“盐荚祭酒”，清代称为“总商”，套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两淮盐商（徽商）联合会主席。
万历年间，祖籍徽州歙县长龄的郑之彦，以其商界地位和官场联系，最终被众盐商推为“盐荚祭酒”，散商隶属于他，盐商对朝廷的捐纳，朝廷下发给盐商的摊派，都由他承办。换言之，散商若不隶属某一总商下，就得不到销售盐机会。郑之彦作为盐荚祭酒，扮演着商人和官方之间的中介角色，是名副其实的盐商领袖，他将歙县长龄郑氏在扬州的盐商事业推向了高潮。
郑之彦两度参加乡试，均不第，后从事盐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内心深处却一直引以为憾。他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对四个儿子的教育极为严格。雄厚的家赀，优越的条件，加上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郑之彦次子郑元勋中举，天启七年其侄郑元禧又中举。
其时，郑之彦已经重病在床，听到捷音后，大喜过望，对周围的人说：“痛快啊!我三度历险……皆化险为夷，现在又听说侄儿元禧中举的好消息，真是苍天保佑我郑氏，天恩深厚，天恩深厚啊。我即便病体不可治愈，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三天后郑之彦有说有笑地去沐浴，赫然辞世。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郑元禧中进士，十六年（公元1643年），郑元勋与弟弟郑为虹同中进士，叔侄同榜，一门三进士。
显然，对郑之彦来说，比起自己的业盐致富，子侄的学业有成给了他更大的成就感。郑之彦汲汲以求 “脱贾入儒”，这是为什么呢？
简而言之，不仅郑氏，所有徽州盐商，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唯有“脱贾入儒”才能守住家业甚至光大门楣。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徽州人外出经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然而徽商仍然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并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舆论压力。
政治风险而言，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皆奉“重本抑末”为国策。商鞅变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从事商业或因懒惰不务正业而致贫困的人及其妻子儿女收为奴隶，以此杜绝人力和物力等资源的丧失）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明王朝一方面利用徽商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事末利者”的歧视与压榨。
天启年间，阉党罗织“黄山大狱”，对歙县丰南吴氏盐商家族追索黄山山场银三十万两，赃银六十万两。大盐商吴养春曾向朝廷捐输过白银三十万两，其家有五人获中书衔，因赀产雄豪在此案中遭人诬告，“吴之族党亲邻无不罹其凶毒，”（吴养春的亲朋好友甚至邻居都受牵连被害）吴氏一门，钦犯八人，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皆在狱中毙命，而且“延及于淮扬、天津、祥符、德兴、仁、钱等县，”（黄山大狱牵扯的范围达到淮扬、天津等府县）以至激发民变。
就经济风险而言，盐业作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直是众多势力觊觎的对象。盐商内部始终存在激烈竞争，郑之彦和其父郑景濂就曾遭到同行的攻讦，有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食盐在明清两代都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政府关注的首先是盐税国课。明清两代政府的课税一直在增加，总商虽有权势，一旦不能如期完成国课，同样会遭到革退、罚没以至下狱的惩罚。
社会舆论，尤其是营业地的舆论，对徽商相当不利。胡适先生曾说过：“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儒林外史》对盐商形象的刻画更为负面，有“盐呆子”之称，“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
徽商“脱贾入儒”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逐步脱离了生产经营活动。徽州盐商脱离商业经营，依赖朝廷盐政体制的保护，最终丧失了在创业初期那样开拓进取、敢冒风险的精神，甚至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成为造成自身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典型的如程晋芳，沉溺于四书五经，看到宽敞明亮的书桌就开心，摊开群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盐业生意全部托付给家奴，听任其假公济私侵吞钱财，因此即便家财万贯，也如沃雪填海，债台高筑，势不能支。为了躲债，程晋芳逃到西安，求助于陕西巡抚毕沅，当时是酷暑天气，要债的呼啦啦跟在程晋芳身后呼喊鼓噪，在惊惧不已的情形下，他到陕不过一月就病死了。
徽州盐商破产后的境况是十分凄凉的。在扬州，各总商屡遭抄没，当年那些修园造林的盐商大多破产，他们雇佣的园丁向主人报告园林偶有破损之处，而主人已无财力，只能眼看着木头瓦片毁坏跌落，园丁们索性将其变卖，当作主人欠薪多月的补偿。众多的盐商妻女甚至沦落娼门，自从朝廷盐政改革，裁汰冗费，扬州城内外沦为娼者，大约增加三千余家。这些人家的男人们，受祖父余荫，平日里酣歌艳舞，妇女们逸乐嬉笑，惟知妆饰。骄奢淫逸日久，一朝败落，衣食无着，但即不事生产，又吃不了苦，于是与老婆商量，唯有在家接客出卖肉身最为方便，“遂忍心为之”……
在淮安，盐政改革之后，诸商皆败，扬州的河下地区一片凄凉，园林化为丘墟，池沼壅塞，淹没在麦田和菜园子中。寒荒弥漫中，只有那稀疏的柳树和片片芦苇点缀，聊免枯寂而已。歙县岑山渡盐商程世桂兄弟为盐商多年，于河下地区修建“高咏轩”，“极壮丽”，然而两兄弟晚年居然反受盐业之累，境遇困窘。
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长龄郑氏，其败落情况则与上述几个家族有异。
明清王朝嬗代，扬州城遭遇清军屠城十日，这便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扬州十日”，接上文，郑之彦所骄傲的次子郑元勋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举，次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接着李自成兵败一片石，清军大举入关南下，于1645年，兵锋直抵扬州城。
郑元勋在1645年事变中的角色，早在六年以前围绕该城发生的一系列乱象中就拉开了序幕。1639年，后来以明朝遗民而知名的袁继咸（公元1598—1646年）被任命为扬州副使（督理扬州军务的副帅），这可能是出于其朋友吴甡（公元1589—1644年以后）的推荐，后者是扬州兴化县人，时任兵部左侍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据说京官杨显名当时正掌控着两淮盐政，“御使、转运使以下，跪拜趋谒”（两淮巡盐御史及其下属转运盐使都要下跪拜见）。当袁继咸未能显示同样的顺从姿态时，杨显名就弹劾他并使其去职。这引发了当地人的骚动，他们迫使城门关闭，以阻止袁继咸的被逐。十日之内该城所有交通均陷于停顿。郑元勋及其弟弟郑侠如“二人独往，（向袁继咸）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劝城中人启门”（跟袁继咸聊治理地方的利弊得失，句句都说在了点子上，于是成功劝服百姓打卡城门），这时僵局才被打破。这则轶事显示，郑氏兄弟在地方危机中扮演了由来已久的绅士领袖的角色。
郑家的好运在1643年达到了顶峰，当时郑元勋及其侄子郑为虹双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进士资格，无可争议地确立了扬州郑氏家族的资望。
崇祯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扬州引起了一阵恐慌。当郑元勋听到这个消息时，披麻戴孝到庙里为崇祯帝嚎啕大哭，扬州城里的居民听说清军南下，纷纷携妻带子弃城逃走。郑元勋散尽家财招募勇士组成民团，激励他们要忠于朝廷，人心稍定。
正如标准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扬州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军队，他们相互争夺对扬州及其财富的支配权。当南明小朝廷的军阀高杰在1644年夏包围该城之时，郑元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据扬州府志记载，时地方官员和绅士意见不合。负责城防的副使陕西人马鸣鵦嫉妒推官（正七品，相当于扬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汤来贺。
郑元勋与汤来贺关系很好，因为汤的父亲与郑元勋是同年进士。由于这个原因，马鸣鵦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
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将他们钉在城墙上。高杰大怒，于是将当地的一个村庄夷为废墟。但高杰欠着郑元勋一个人情。当他还在山东巡抚王永吉手下当参将时，因为触犯了刑律，被王永吉处以死罪。王永吉是扬州府高邮州人，与郑元勋同时中举。可能是为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卫起见，郑元勋成功地运用这层关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这个原因，高杰封锁扬州后郑元勋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围圈后移，扬州城北边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以便运入粮食和燃料。高杰在郑元勋的要求下让军队后撤，承诺惩治部下杨成，并送给郑元勋几百道允许商人进出该城的特别通行证。郑元勋根据需要来分发这些通行证，但很快就发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谣言于是开始流传：“为伪言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非（郑元勋）亲昵与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 （扬州城里谣言说：“高杰将一批免死牌送给郑元勋，如果不是郑的亲朋好友或者不使银子买都得不到这个牌子，只有一死”，谣言一晚上传遍整个扬州城。）
那天晚上，马鸣鵦以矢石向高杰所部发动了一阵攻势。高杰被激怒了，大喊着再次迫近该城，仿佛就要展开攻击。在这个节骨眼上，郑元勋派人去高邮请王永吉来调解。王永吉能够抚慰高杰，当地绅士随后出去见他。但与此同时，一些士兵抢劫了扬州东边的市镇仙女庙。半夜时分，城里一片混乱。针对郑元勋的谣言蜂起。街上流传的谣言说，某个姓郑的人是匪党，高杰承诺的惩治“杨成”，不是要惩罚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惩罚“扬城”。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包围了郑元勋并向他发起攻击，郑元勋和仆人殷起双双毙命。
郑元勋死后，其家族另有成员入仕清朝，本以为可以再续家族辉煌，谁知，在乾隆时期遇到了另一场大灾难――文字狱。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一书，专收晚明诗文，站在明朝立场上议论明清战争在所不免，乾隆时期被军机处列入“奏准全毁书目”，多次遭到查禁。郑氏家族交往对象中，钱谦益为乾隆所痛恨，沈德潜身后亦遭削官夺谥，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家族著述中提到钱、沈二人之处颇多，随着文网密布，终未幸免。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五月，两江总督书麟以“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有钱谦益、沈德潜序文”等罪名，将郑侠如、郑熙绩、郑玉珩、郑庆祜的著述尽行列为禁书，对这个“入儒”已久的家族不啻是一场飞来横祸。遭此一劫后，这个家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