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美儿（Amy Chua），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现居美国，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是一名作家。最近，她还因为该书成了世界上最受争议的母亲，美国媒体称之为“虎妈”。该书讲述蔡美儿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 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来教育2个女儿。在这本书里，蔡美儿坦露了自己抚养两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两个女儿在妈妈的严格管教和倾心培育下，在学业、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当地被誉为音乐神童。妙趣横生的家庭故事，激烈的文化冲突，执着付出的华裔妈妈，叛逆聪慧的女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月
定价：32元
本书共分三部分，连载为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1中国妈妈
2索菲娅
3路易莎
4蔡氏家族
5一代不如一代？
6良性循环
7“虎”运当头
8露露的乐器
9小提琴
10牙印和泡泡
11小白驴
老虎——力量与权力最为鲜活的象征。让人害怕，也令人起敬。
1中国妈妈
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是否有害？怎样要求才算“严格”？学习上的生动有趣是第一位的吗？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Vs.西方妈妈。
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对中国父母如何能够成功地培养出不同凡响的优秀孩子备感惊讶。他们想知道—“制造”众多的数学精英和音乐奇才，中国父母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家庭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中国父母的成功又能不能被他们所复制。
好吧，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中国妈妈。
不过，在揭开谜底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下面这些我从来就不允许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涉足的事情：
在外面过夜
●参加玩伴聚会
●在学校里卖弄琴艺
●抱怨不能在学校里演奏
●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
●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
●在体育和文艺方面拔尖，其他科目平平
●演奏其他乐器而不是钢琴或小提琴
●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我总是宽泛地看待“中国妈妈”这个称谓。最近，我遇到一位超级成功的美国白人小伙子，他来自南达科他州（美国读者应该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比较了我们各自家庭的“清规戒律”后，我们发现，他的蓝领爸爸，俨然就是一位“中国妈妈”。我还认识一些来自韩国、印度、牙买加、爱尔兰和加纳的父母，他们也完全拥有中国父母的品质。相反，我所认识的一些出生在西方国家但有着中国血统的妈妈，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国妈妈”。
我也宽泛地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西方父母们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事实上，我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敏感地发现，与中国父母相比，西方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迥然不同：有的严厉，有的宽松。父母们的类型也五花八门：同性恋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单亲的，前嬉皮士的，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和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显然，没有一对西方父母对教育孩子拥有相同的看法。因此，当我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时，并不是指所有的西方父母，正如我提到的“中国妈妈”，也不能代表每一位中国母亲一样。
尽管西方父母认为他们要求孩子已足够严格，但他们严格的尺度通常很难接近中国妈妈的标准。例如，我的西方朋友们要求孩子弹奏乐器，每天半小时，最多一小时，他们认为这已经严厉有加了。然而，对中国妈妈来说，孩子们进行弹奏的第一个小时，就像是轻松愉快的热身，而不停地弹上两三个小时，那才算得上是“练习”，才具有一定的难度。
尽管我们对文化差异的老生常谈已提不起兴趣，但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确有无数研究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份对50位西方妈妈和48位中国妈妈的调查研究显示，70%的西方妈妈认为，“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的做法是有害的”，“父母应本着让学习变得生动有趣的思路来培养孩子”。可是与此相反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妈妈赞成这样的想法。大多数的中国妈妈确信她们的孩子可以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她们认为“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就反映了家长教子有方”；如果孩子不能在学校里如鱼得水，那就“有问题”了，就说明做父母的“严重失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妈妈每天督促孩子进行学习的时间，大约是西方妈妈的10倍。而西方的孩子，则更热衷于在学校运动队的活动中抛头露面、展示才华。
观察这些现象让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或许有人认为美国的“运动妈妈”与中国的“功课妈妈”没什么两样，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与按照日程表监督孩子参加训练的西方“足球妈妈”相比，中国妈妈相信：
（1）完成学业总是第一位的；（2）考试中的“A–”是不合格的；（3）必须要在数学上比同班同学领先两个学年；（4）绝不能在公共场合夸奖孩子；（5）如果孩子与老师或教练发生冲突，做家长的必须坚定地站在老师或教练一边；（6）父母唯一允许孩子参加的课外活动，是那些他们能赢得奖牌的项目；（7）而且必须是金牌！
2索菲娅
在我们这个“华裔+犹太=美国”的家庭，她18个月就认识字母表，3岁阅读《小妇人》简写本并开始学弹钢琴。
索菲娅是我的第一个女儿。我丈夫杰德是个美籍犹太人，而我是个华裔。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成了“华裔—犹太—美国”人，属于一个似乎颇具异国风情的人群。确切地说，在某些社交圈子里，这类人的数量还不少，尤其是在大学城里。
在英语里，索菲娅的名字代表“智慧”，而这个词的发音，很像是我母亲给孙女取的中国名字—思慧。
从索菲娅呱呱落地起，她就显示出极为理性的禀赋和特别专注的能力，而这些品质得益于她的父亲。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娅总是乖乖地入睡，整个夜晚都不吵不闹；偶尔啼哭，也有着格外明确的目的。那时，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律的文章（从我供职的华尔街一家法律事务所休产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个大学里的教职——这样我就不必再重返华尔街了），仅仅两个月大的索菲娅对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岁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静，只是睡觉、吃东西，并瞪着一双纯净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时常文思枯竭、大脑短路的我。
索菲娅的智力发育比较早，她在18个月时就认识字母表。我们的小儿科医生从神经学的意义上否认这种可能性，他坚持说，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学语。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张由蛇和独角兽等小动物乔装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图。医生看看图片，瞧瞧索菲娅，然后再把目光转向图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着一只披着睡袍、戴着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娅用稚气的嗓门尖声地叫道。
“无师自通……”医生惊讶地咕哝着。
我在一旁为医生的非正式测验暗暗紧张。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字母，那是一条飞吐着数根血红舌头的九头蛇。“I。”索菲娅依然准确无误地读出了它。
索菲娅在上幼儿园时就非常出众，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当其他孩子还在用创造性的美国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等道具学习从1数到10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方法，教索菲娅加、减、乘、除，以及分数和小数，而它们是很难用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来演示正确答案的。
杰德和我结婚的时候曾达成协议，要让我们的孩子说中国的普通话，但遵从犹太人成长的礼节。（我虽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但对宗教信仰并不十分执著，因为天主教在我的家庭里并没有扎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后来才有了更多的影响。）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可笑的协议。因为我的家乡在中国福建，我自己并不会说普通话，而杰德压根儿就不信教。我雇了位能不断和索菲娅说普通话的中国保姆。在索菲娅两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欢庆了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kah）。
待索菲娅长大一点点，我们发现她似乎吸纳了两种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犹太人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刨根问底的精神，也从我这里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并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拥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国人的方式培养出的勤奋、自律和自信，并让这些素质不断拓展的技能。
刚刚3岁，索菲娅就能够阅读《小妇人》（Little Women）的简写本，能够进行简单的归纳，并用中文写出100个字的短文，还不包括其中的数字。当我看到美国的父母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扬，来鼓励孩子完成那些诸如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或学会挥舞小棒这样极其简单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
（1）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梦想。
（2）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娅能够吸收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亚洲孩子那样，最后成为机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仅仅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就会去自杀！我盼望她多才多艺、全面发展，有自己醉心的业余爱好和着迷的活动，但不是任何小兴趣（比如“手工劳动”这种努力方向不明确的活动；或者更糟，去练习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恶习），而是更有意义、更难掌握、更能发展高深的艺术造诣、提高自身潜能的爱好。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为女儿选中了钢琴。
1996年，就在索菲娅3岁的时候，她张开稚嫩的双臂，迎来了生活中的两件新鲜事儿：第一次钢琴课，还有她可爱的小妹妹。
3路易莎
叫她向东，她偏要向西—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
有一首乡村歌曲这样唱道，“她是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说的就是我的小女儿露露。说到她，我就不由得想到如何才能驯服一匹狂野奔放的马。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小露露就经常在我的子宫里大展拳脚，并在我的肚皮上留下清晰可见的“霹雳脚”。露露的大名叫路易莎，意思是“闻名天下的武士”。嗨，我也纳闷，我们为何在她如此年幼之时就为她取了这么个八面威风的名字。
露露的中国名字叫“思珊”，即指“珊瑚”，隐含着精美绝伦之意。对露露来说，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从出生的那天起，露露就有着非凡的味觉。她不喜欢专为婴儿配制的奶粉，对儿科医生建议我们喂她的豆奶也十分抗拒，因此常常饿肚皮。与圣雄甘地无私无畏并配合冥思静养的绝食斗争迥然不同，腹中饥饿的露露每天夜里都挥舞着小手放声啼哭。每当我们的中国保姆格蕾丝及时赶来“营救”时，杰德和我都是一副头戴耳塞、手忙脚乱的狼狈样。格蕾丝用一种带有淡淡的鲍鱼和香菇味道的调味汁，烹制出一款口味绵滑的豆腐脑，竟然令露露止住了哭闹，咂巴着小嘴吃得津津有味。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与露露的关系，说我们母女间的对阵犹如打一场“全面升级的核战争”并不能一语中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露露和我非常相似：她秉承了我火暴的脾气、伶俐的口齿和从不记仇的个性。
说到人的个性，我并不相信什么占星术（我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难题），但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却对索菲娅和露露的个性作出了完美的解释。索菲娅出生在中国的猴年，属猴之人通常好奇、聪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他们。生在猪年的人则比较任性、倔犟，其火暴脾气常常“一点就着”，但却从不把怨恨留在心里；他们全然是诚实可靠、拥有一副火热心肠的人。而这—正是露露的生动写照。
出生在虎年的我并不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但是属虎的人一般气质高贵、勇敢无畏，他们强壮有力、仪态威严，并具有天生的号召力。他们也是一些被命运垂青的宠儿，贝多芬、孙中山，皆是属虎之人。
我与露露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她3岁那年。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冬日里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那年最寒冷的一天。在耶鲁法学院担任教授的杰德忙着工作，而索菲娅正在上幼儿园。我期待着让露露第一次接触钢琴、走进音乐的神奇天地，而那天下午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圆圆的眼睛，还有一张中国式的娃娃脸，露露看起来真是可爱极了。我非常兴奋地将她抱起来放到覆盖着柔软坐垫的琴凳上。舒舒服服地落座后，我教她怎样用一根手指头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音符。我示范了三次，并要求她跟着我做。可是露露却拒绝学做这个简单的动作，她宁愿伸出双手，用两个巴掌在琴键上胡乱拍击。钢琴发出恐怖的怪叫声。我让露露“住手”，可她却拍打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快、越来越起劲儿。我想将她从琴凳上抱下来，结果她连蹬带踹、又哭又闹地不肯撒手。
15分钟过去了，她依然号叫着、哭泣着、蹬踢着。终于，我忍无可忍。躲避着她的拳打脚踢，我把这个尖叫的小魔鬼拖到后门，直接扔到了室外的门廊里。
刺骨的寒风在–6℃的低温中扑面而来，短短几秒钟，我就感觉到像刀一样锋利的北风似乎刮伤了我的脸。但是，如果孩子桀骜不驯、难以管教，我宁愿要一个听话的中国孩子。在西方的文化里顺从只与狗和森严的等级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文化中，它却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你就不能待在屋子里。”我严厉地对露露说，“那么现在，你想做个好女孩，还是要待在外面？”
听了我的话，露露竟然自己走到院子里。她扬起头来看着我，一脸的挑衅。
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露露只穿着毛衣、紧身裤和饰有皱褶花边的小裙子。她不再哭喊，事实上，她安静得让人害怕。
“好吧，你想做个乖孩子，”我赶紧为她搭了个台阶，说，“那么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可露露却摇了摇头。
“露露，别傻了。外面冰天雪地，你会冻坏的，赶快进来吧！”
瑟瑟的寒风中，露露冻得牙齿打战，但她依然摇着头，用倔犟的神情拼写出一个无言的“No”。将此情此景看得真真切切的我发现自己低估了露露。她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小小的她宁愿站在雪地里冻死，也不愿意屈服！
我不得不迅速改变战术，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针尖对麦芒，我赢不了！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于是掉转头来，乞求、哄骗加贿赂，终于把露露拉回了屋里。当杰德和索菲娅回家的时候，他们看见露露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正就着带蜜饯的核仁巧克力饼，惬意地享用着一杯香甜浓郁的热可可。
而露露也低估了我—刚刚打了败仗的我正在重新武装自己。
战场已然铺开，可露露对此却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