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并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本书作为张五常教授行游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不着重于经济解释，而是转谈个人主观感受。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作为唯一一位非诺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被授予诺奖仪式的经历。第二部分“开放后的神州”收录了张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游历大半个中国的趣味经历和感悟，包括到上海、成都、哈尔滨等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尤其包含了最新的经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开放后的神州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第三部分“千岁随风飘”，寻访历史名城西安、赤壁、徽州、杭州等，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光”的印象，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记录了中国大好河山的优美风光。第五部分“苍烟落照”，回味童年的生活足迹，表达了对宁静田园生活的憧憬。
策划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第1版
定价：28.00 元
目录
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瑞典观礼记
二、开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即席挥毫
惠州行
夜上海卷土重来
成都点滴
上海名不虚传
上海博物馆
北京行
广州闲话
张五常误闯朗润园
乐从是个现象
义务行
巧遇奇石记
金湖喜雨记
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
东北行
世博之游乐乎？
夜上海卷土重来
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四年前我与弗里德曼有上海之行。最近因为简庆福的摄影展﹐我旧地重游。上海从一片萧条到欣欣向荣的转变﹐使我为之惊愕。更令人震惊的是﹐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说﹐这个好些方面从无到有的转变﹐是在最近一年才发生的﹐而自数月前邓小平南下之后﹐上海繁荣的趋势更加明显了。
如果朋友的观察大致上是对的话﹐那么我不用看什么统计数字﹐也可以断言﹐近一年来﹐上海的经济增长率﹐起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样的增长一般的经济学者不会相信。
多年以来——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认为经济学中的发展或增长理论愚不可及﹐是经济学历史上可悲的一页。七年前﹐在一篇评论中国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直言只要中国大事开放﹐以私产为依归﹐要每年百分之五十的增长率能持续十年是不难办到的事。近年多来珠江三角洲及上海的发展﹐是证明??我的观点可信的第一步。
我的推断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所根据的。理由有三﹕其一﹐产权的界定对经济发展有无与伦比的威力。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只把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经济奇迹就立刻出现。其二﹐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改革制度﹐经济增长率奇高不一定显示??国富民安。其三﹐中国闭关自守的多年中﹐外间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这数十年外间的科技突飞猛进﹐成绩比以往数千年加起来的还要大。中国一旦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外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知识﹐可以免费获取﹐哪有不使经济暴升之理﹖
是的﹐近两年来若非举世经济不景﹐珠三角与上海的增长率会更厉害也。上海的经济发展﹐使我感慨万千。在那里的街上夜游﹐我明确地意识到﹐解放前的夜上海卷土重来也。一时间我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
使我感慨的可不是“人自醉”﹐而是那所谓“腐化”的夜生活﹐是共产革命的“革”掉对象之一。当我最近在上海的深夜街上﹐见到歌厅﹑舞厅之前出租车云集﹐我想﹐这与国民党时期的上海有什么分别呢﹖分别是有的。贩毒不像当年那样成行成市﹔黑社会不像当年那样猖狂。但这些可取的改进﹐是不需要搞数十年才能办到的。三十年的革命﹐赢得少了鸦片之类﹐少了杜月笙之流﹐其代价值得吗﹖当然还有其他深远而重要的变革﹐是本文的题外话。
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象征着繁荣﹐没有什么不妥。简庆福少年时在“夜上海”长大﹐知之甚详。他告诉我﹐今天上海略见规模的夜生活﹐比起数十年前﹐相去还有十万八千里。但愿今后卷土重来的夜上海﹐进展神速。我有理由相信﹐这新的夜上海会远比昔日的健康。
今﹑昔的夜上海还有一点有趣的不同。昔日的夜上海——周璇等歌星的夜上海——影响香港的娱乐文化﹐而今天却倒转过来﹐是香港影响上海了。可能是巧遇吧﹐但我在上海坐出租车时﹐收音机所播出的歌曲﹐起码一半以上是香港的粤语流行曲。在上海的第一晚﹐我和朋友经酒店的介绍﹐到一条新兴的由个体户开办的“食街”进晚餐。进了一家小饭馆﹐里面的顾客全是上海本地人。打开菜牌一看﹐百分之九十是香港菜式也。
成都点滴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承四川领导人的热情邀请﹐十月十九日我和弗里德曼等二十人飞往成都﹐作了两天的勾留。久闻四川人烟稠密﹐是人口最多的地区。行前一些朋友认为﹐人口众多使那里生活贫困﹐但我却有另一想法﹕那里必然有得天独厚之处﹐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国农产品的一个重点。话虽如此﹐四川的经济水平的确不及沿海一带。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进出口的货运费用不菲也。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想象的那么落后。四川人的思想比较开放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在萧秧省长领导下﹐成都是一个大可投资下注的地方。最近见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来﹐参观成都的一个地下商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这商场是把以前备战的防空洞大事“装修”而成﹐废物利用﹐是一项奇怪的政府投资。当然﹐如果政府能以长期租约批与私营机构承包﹐可省却不少麻烦。目前政府把该商场的铺位租给私营商店﹐据说收入很好。政府投资而能赚钱的例子不多﹐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为他们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场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这地下商场大得惊人﹐我们只参观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里有一个夜总会﹐早上款待我们的人竟然请了一批歌舞人士来表演给我们看。地下昼夜难分﹐早上看夜总会的节目倒也大有奇趣。我们看了三几个节目后﹐知道表演者非一般夜总会的艺员。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术好得出奇。后来才知道﹐那少女曾获舞蹈一等奖。其他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观﹐使我们觉得成都政府太客气了。我们不应扰人“清梦”﹐要这些艺员清早起来为我们表演。谨于此向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谢忱。
同一天下午﹐我们参观武侯祠。武侯者﹐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是孔明的老板刘备。照事论事﹐刘备的本领不在孔明之下﹕这个评价﹐曹操与我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神通广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后人把“先帝”的祠变为武侯的祠﹗
武侯祠大有可观﹐令我特别注意的是墙上岳飞所书的《前出师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于香港的街旁以港币数元买到一份拓本。究竟是否岳飞写的大有疑问﹐但写来龙飞凤舞﹐潇洒流畅﹐大有岳武穆之风。话得说回来﹐这篇有口皆碑的名书法﹐纯从书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为字体过于霸道﹐缺乏韵味与灵气。祠内还有说是岳飞写的《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看来是出自不同书法家的手笔。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们参观有名的杜甫草堂。那里有一室放??很多木刻的﹑书法家写的杜甫诗。徘徊良久﹐我特别欣赏田汉写的那一幅。田汉是抗日战争期间文采斐然的一个爱国诗人﹐我从来不知道他的书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内一睹诗人临池之技﹐惊为天才﹐余生也晚﹐不能与田汉交个朋友﹐诚憾事也。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条出售保险箱的街道﹐保险箱触目皆是﹐比在香港能见到的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来了﹖难道成都盗贼如毛﹖又难道是银行不准存户任意提款﹐因此人们不愿意把钱放进银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几个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区﹐成都的物价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历来盛“产”杰出人物﹐有前贤古迹可观﹐值得一游。游客购物时可要懂得讨价还价。在夜市上我见到一幅大有可观的仿《清明上河图》卷轴﹐开价人民币千八﹐我还价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师朋友以三十元买了两个大水晶梨﹐以为“执到宝”﹐殊不知其他朋友买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个——这后者的价钱﹐可能还买贵了一倍。香港律师公会有收费规限﹐不容顾客讨价还价。
我那位律师朋友可能以为成都的小贩也有类似的公会吧（一笑）。回头说﹐在赴成都之前﹐我与周老弟安桥在一项玩意上打赌﹐输了二千元给他。欠债还钱﹐无话可说。回港后我给周老弟一个选择﹕要二千港元还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币购得的《清明上河图》。他抢??要后者。这样﹐我就赚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负成都之行了。说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给他的《清明上河图》再卖出去﹐而获厚利也。
上海名不虚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到花园酒店已是晚上七时了。交通挤塞是上海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经济繁荣总要付代价。如果上海市政府处理不慎﹐在不久的将来﹐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可能“好学唔学”﹐学了纽约或芝加哥的另一坏处﹐变得盗贼如毛。
目前我对上海的前景是乐观的——没有理由不这样看。我们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卷土重来》说的﹐这个城市人杰地灵﹐在有天时﹑地利﹑人和配合的环境下﹐只两年就变得欣欣向荣了。要是北京真的言出如山﹐在一年之内统一汇率﹐废除所有外汇管制﹐而又能将银行大事进行“私产化”﹐那么上海会更加如鱼得水﹐十年之后会变为另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贺也。
到了下榻的花园酒店﹐书法老师周慧珺和她的两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时。他们一见我面就问有没有带书法来给他们看。我说没有﹐他们感到失望﹐好像其他什么也不用再谈似的﹗他们对我书法进境的关心﹐使我汗颜。
周老弟安桥是上海通﹐古灵精怪﹐对“食”的学问绝不亚于蔡澜。有他同行﹐晚餐当然无以尚之。他在一条新兴的食街上预订了一家馆子的座位﹐吃的当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占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为“饥寒交迫”﹐还是因为性格使然﹐弗里德曼夫妇生﹑熟照吃无误﹐赞不绝口。晚饭告终时﹐坐满两桌的朋友一齐鼓掌﹐是少见的场面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顾同一食街﹐食品平平无奇﹐与香港的相去甚远。一九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带我去该食街品尝﹐觉得与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这次十月重临就觉得胜了香港一筹。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个体户私营的。当朋友们坐在那里又吃又喝时﹐ 经济学鼻祖斯密（Adam Smith）一七七六年写下的话在我脑中转来转去﹕“我们不是因为做面包的﹑酿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获得晚膳﹐而是因为他们要赚我们的钱。”这样显浅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的执政者要到今天才知道﹗十月二十三日是会见官员的日子。经弗里德曼的要求﹐清早我们和几位国营企业的主事人吃早餐﹐畅谈这些企业搞股份制的多种问题。跟??我们会见了李铁映先生﹐中午时和上海一位副市长进午餐﹐下午造访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长汪道涵。说实话﹐到了上海这样多姿多彩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时间﹐“见官”总觉得有一点浪费。不过﹐那天早上与国营企业的主事人畅谈﹐在知识上倒获益不少﹔李铁映看来一表人才﹐但见面的时间短﹐难以体会到这位执政者的深度﹐引以为憾﹔沙麟副市长言论开放﹐也有见地﹐但他有报喜不报忧的意向﹐所以在说服力上﹐不免打了一点折扣。我最欣赏的还是汪道涵。这位前市长谦谦君子﹐很有风度。他摆明是一个高官﹐但一举一动显得那样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么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应该拜他为师。
同一天的晚宴上﹐弗老和我要作演说﹐他谈通胀﹐我说产权﹐都是大家连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绝的。宴后弗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桥及几位朋友意犹未尽﹐到和平饭店看看那里夜总会的热闹。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筑物﹐历尽沧桑﹐但在陈旧中还是很具气派。夜总会内几名上了年纪的乐师演奏??四五十年代的流行乐曲﹐使人有怀旧之感﹐一下子好像时光倒流了。夜总会挤满了人﹐十之八九西籍人士。安桥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点小账找到一桌座位﹐是在远远一角的。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演奏的乐师宣布﹕这是最后一曲。是华尔兹的舞调﹐我请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孙悟空既然到此一游﹐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们的舞艺过于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们两个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飞北京﹐早餐后赴机场之前﹐我们要先到浦东一游。新建成的浦东大桥刚好在前一天开幕﹐因此我们也要过一下渡桥之瘾。浦东有一条专“搞”百货商场的“商店街”﹐据说是为了表演给邓小平看而建造的。浦东大桥也是因为要“风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弗里德曼认为二者是浪费的投资﹐严加批评﹔回港后杨怀康也在《壹周刊》说了上海好些不是之处。
弗﹑杨之见﹐我不苟同。上海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欣欣向荣是事实。有这样骄人的实质进展﹐多花三几亿元来卖一下“门面”风光﹐虽属不智﹐难以厚非。其实﹐在“门面”的费用上﹐香港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二○一○年五常按﹕上文说的浦东是一九九三年的浦东﹐那所谓“商店街”只是一层高的简陋建筑物。八年后浦东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了。一九九八年弗里德曼夫妇坐的邮轮停留上海半天﹐见到的景象使他们震撼。）
上海博物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四个多月前﹐听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说上海新建的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一个周末我跑去看看。其时博物馆尚未正式开幕﹐只有雕塑﹑青铜﹑陶瓷这几项可供参观。
那位教授朋友说得不错﹐从室内设计﹑灯光﹑展品安排这几方面看﹐确是一级水平。此前我不知道中国有雕塑艺术这回事——什么观音﹑佛像之类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的。上海博物馆的雕塑室别出心裁﹐展出的务求变化多﹐使我看后茅塞顿开。说实话﹐在雕塑艺术上﹐中国不能与欧洲相比。上海博物馆的陈列﹐使我意识到我们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现象﹐是中国的雕塑艺术没有作者署名。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可能因为在中国艺术历史上﹐一个雕塑家不能像米开朗基罗﹑罗丹等人那样﹐因成名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显然是个艺术天才﹐但只是一个“无名氏”。
上海博物馆办理雕塑展览的主事人﹐显然对中国的雕塑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们）能对作者“无名”这问题试作解释﹐以较大的字体对观众说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个）是何方英雄好汉﹐也不妨在显眼处介绍一下。虽然博物馆很少这样做﹐但作者既是无名﹐而展览又搞得那样有心思﹐其主事人“公开”地领一点功劳是不用客气的了。
该博物馆的青铜器展览﹐举世无匹﹐非看不可﹐毋需细表。收藏能收得那样全面而又是那样有系统的﹐是不简单的一回事。使人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览。个人认为宋代的陶瓷﹐高雅无与伦比﹐其艺术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馆所见﹐宋代之作并不令人叹为观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馆中展出的作品不多而又不够分量。
最近上海博物馆正式开幕了。我趁重阳的长周末﹐特意去看该馆的古书画。我对中国古画所知甚少﹐主要是去看书法。很有看头。令我失望的﹐是该馆举世皆知的两幅镇山之宝的书法——米芾的《多景楼诗》与徐渭写的一首自作七绝——没有展出﹗新张大吉之际﹐把镇山之宝“收”起来做什么﹖
徐天池的那幅七绝书法﹐是他尚存于世的最精书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复制品可以假乱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楼诗》﹐其真迹看不到不免耿耿于怀。有人说《多景楼诗》的原作是假的。怎么可能呢﹖该诗分明是米前贤的风格。米颠的诗虽然不是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了不起﹐但风格别开生面﹐没有谁可以作得出来。（苏子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晋代的陶渊明﹐另一个是他的朋友米芾。自叹“相从元章不尽”的苏轼﹐认为米芾做什么也是天之骄子。）
至于《多景楼诗》的书法﹐从印刷品看﹐更是元章无疑了。这幅书法共有九十六个大字（大约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迹的四分之一）﹐写得天真潇洒﹐灵气涌现。古往今来﹐在行书上﹐只有米芾一个人有这样的功力。“假”又从何说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迹。古玉的展览室灯光太暗（其实是太黑）﹐应该在橱窗之外稍加微光﹐减低一点室内的光暗反差﹐使观者看得较为舒服。很不幸﹐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少数民族的艺术展览﹐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会放过。
很高兴上海博物馆能达到世界的一级水平。在意见上﹐个人有两点批评。第一点是不能“改进”的﹐因为已成事实。那是虽然建筑物很不错﹐我认为他们应该请贝聿铭设计。贝氏是炎黄子孙﹐博物馆这类建筑设计﹐当世他首屈一指。这博物馆如果由贝氏设计﹐游客起码会上升两成吧。
第二个批评是可以而又应该立刻改进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学生及儿童很多。这群小朋友在场内走来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绝于耳。这不是博物馆内应有的现象。我认为孩子们多到博物馆去是好事。艺术的欣赏﹐要从小学起——文化的培养很重要。但参观艺术﹐非儿戏也。艺术很真实﹐欣赏的人要本着一片真诚的心。
我认为上海博物馆要对父母们解释﹐孩子参观时要有点约束﹐而学生没有老师领导﹐博物馆要安排一些指导员。目前因为年小的不识规矩﹐博物馆派员工不停地抹那橱窗上的手印﹐其认真的处理可嘉﹐但不是其他一级博物馆可以见到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