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并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本书作为张五常教授行游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不着重于经济解释，而是转谈个人主观感受。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作为唯一一位非诺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被授予诺奖仪式的经历。第二部分“开放后的神州”收录了张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游历大半个中国的趣味经历和感悟，包括到上海、成都、哈尔滨等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尤其包含了最新的经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开放后的神州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第三部分“千岁随风飘”，寻访历史名城西安、赤壁、徽州、杭州等，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光”的印象，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记录了中国大好河山的优美风光。第五部分“苍烟落照”，回味童年的生活足迹，表达了对宁静田园生活的憧憬。
策划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第1版
定价：28.00 元
目录
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瑞典观礼记
二、开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即席挥毫
惠州行
夜上海卷土重来
成都点滴
上海名不虚传
上海博物馆
北京行
广州闲话
张五常误闯朗润园
乐从是个现象
义务行
巧遇奇石记
金湖喜雨记
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
东北行
世博之游乐乎？
序
在为关愚谦写的一个题为《欧风欧雨话当年》的序言中﹐我说自己不喜欢游览。有点恐惧感﹕六岁开始逃难﹐二战后居无定所﹐搬来搬去﹐要到三十三岁才安定下来。我这一辈的人差不多都这样﹐从小不用走来走去的要不是家境富裕﹐有办法安居﹐就是穷得要命﹐要走也没有钱走。
年轻时我走得特别多﹐累了﹐四十年来我喜欢足不出户。住所要面积大的﹐喜欢在家中行来行去﹐想些什么。不喜欢游览﹐可不是说我到过很少地方。到处走是游﹐而在走游中当然也览。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又开始再走﹐走神州。不是消闲的游﹐而是经济研究要作实地调查。为了跟进中国的发展我走了三十年﹐其中两年加进摄影﹐十年加进跟同学们讲话﹐走得更卖力了。这些行程我写下了一些简略的“游记”﹐偶尔写些童年的片段回忆。
朋友说﹐我写的中语文章﹐关于经济的有时过于专业﹐读不懂。他们说最喜欢读的是我写事件──例如写北京奥运﹐写人物﹐写游览。最少读者是写艺术﹐包括摄影与书法。我最爱写艺术。不是诗人﹐恨不得是诗人﹐写艺术是一个接近的替代吧。
其实写游记我属门外汉。我的本领是从小爱观察﹐好想象。长大后作经济研究﹐不断地到街头巷尾跑﹐观察力与想象力皆与日俱增﹐五十岁后几达化境。是不值钱的玩意﹐但好玩。在拙作《新卖桔者言》的结集中﹐我频频把外人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小现象夸张放大﹐推出经济解释。这本算是“游记”的结集的处理手法也类同﹐只是不重于经济解释﹐转谈个人的主观感受。然而﹐专业所在﹐行游中经济解释这里那里我还会涉及一下。
写游记与分析经济有一点不同﹕前者要有点真“学问”﹗我是说学术之外的学问。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或是什么学术大师﹐杂学不够多﹐或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掌握不足﹐可读的游记写不出来。严谨的学术过于专注﹐写游记不管用。管用的是博学﹐但因为不需要样样皆精﹐算是杂学了。在象牙塔操作惯了的君子们写游记是不及格的。
在这本结集里﹐除了开头写斯德哥尔摩的两篇﹐我不放进写神州之外的“游”﹐因为恐怕读者不习惯﹐而自己虽然在外地生活过多年﹐总是比不上年幼时曾经挨饥抵饿的地方那么亲切。背得出中国的诗词﹐知道文化历史的背景﹐对古文物有点认识﹐有自己亲历其境的回忆──这一切﹐是写游记的必备条件吧。
年逾古稀﹐回顾已往﹐梦里依稀。人的一生可走的路就是那么远﹐或者说就是那么短暂。我不由得想到苏东坡的《永遇乐》﹐其中几句写到词中化境﹕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苏子是写自己的生命吧。我有同感。游记是游自己的一生﹐仿佛是梦﹐到过的地方若有若无﹐弄不清楚了。生命倒是真实的﹐只是到过的地方﹐以感受来说﹐重寻无处。
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获今届（一九九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有经济学者都大声叫好。该奖始设于一九六九年﹐迄今得奖者三十一人﹐没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样得到众望所归的反应。
美籍的科斯是英国人﹐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他有英国人的幽默﹐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缓慢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学生——没有上过他的课。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学首次见到他时﹐我已经是博士了。我是因为芝大喜欢我的论文﹐给了我一项奖金而应邀到那里去的。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对科斯的思想下过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来。到了芝大后去找他时﹐大家只谈了几句就一见如故。后来我们一起多次在校园漫步及进午餐﹐他以研讨的方式指导了我很多有关他的思想。
外间不少人说我是他的学生﹐是一个没有错的“误解”。在行内的言论或在书本上的评论中﹐科斯的名字往往与我相连在一起。有几个原因。他的文章论事与分析的风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经济学上的兴趣与我如出一辙﹔我的《佃农理论》常被视为“科斯定律”的实用例子﹔我几乎每一篇学术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则多次对人说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于这种种“巧合”﹐他退休时﹐祝贺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于卷首﹔当他的贡献要加载经济学百科全书时﹐我被邀请执笔﹔去年﹐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举办的五年一度的研讨会议﹐要介绍科斯的经济学﹐文章是由我写的。当然﹐该会选取的评论我的关于科斯学说那篇文章的评论者﹐也是科斯。
科斯获诺贝尔奖﹐我的高兴毋庸细说。但科斯显然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使我替他担心起来了。事情是这样的。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刚好是该奖设立的九十周年﹐所以奖金特别高。科斯个人得经济学奖﹐奖金是一百万美元﹗他今年八十一岁﹐平生节俭﹐没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费早已有了安排﹐一百万美元的额外奖金﹐怎样处理的确是难题也﹗
记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与科斯相聚﹐见到他拿着一把雨伞。雨伞陈旧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问他﹕“你拿着这伞作什﹖换把新的在香港仅卖两美元﹐美国也不会怎么贵吧﹖”他回答说﹕“这伞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我找不到修理雨伞的人﹐所以要把它带到伦敦去。”“但修理雨伞这个行业已成陈迹﹐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费用也会远比买把新的﹑较先进的雨伞为高。”我这样说﹐是劝他弃旧取新也。殊不知他回应说﹕“十多年前﹐我在伦敦找到一位修伞的人﹐很相宜地把这伞修理过一次。过两天我要到伦敦去﹐会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
希望他还健在。”当时我无话可说。如今我想﹐有了一百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修补雨伞的费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余。
因为是九十周年﹐诺奖委员会决定邀请所有还健在的曾经获奖人参加这次的颁奖典礼。我与该奖无缘﹐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对邀请的人打趣说﹕“你们请我到瑞典观礼﹐是否当做给我一个安慰奖﹖”他回答说﹕“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邀请的不曾获奖的经济学者﹐只有你一个。”他这样说﹐我觉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来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礼服﹐要如何如何。后来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号洋服店接洽﹐他们翻开书籍研究后开价万多港元﹗我于是自我安慰：万多港元的礼服﹐只穿一次﹐怎样也说不过去﹐不过﹐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机会呀。
下了礼服订金﹐步出洋服店之际﹐我想﹐既然一套礼服要花一万多元﹐太太的长晚装要新的﹐两个人的机票又要数万﹐观礼的费用何其昂贵也﹖既然要花这些钱﹐不如多花百多港元﹐买一把最好的﹑先进的﹑可以自动撑开的雨伞﹐千里迢迢地带到瑞典去﹐送给科斯吧。
瑞典观礼记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
与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近于荒凉之地。冬天阴阴沉沉﹐阳光难得一见﹐游客是不会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里有颁发诺贝尔奖的盛会。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该奖的九十周年﹐所有仍健在的获奖者都获邀请赴会﹐一时间礼服煌然﹐衣香鬓影——而当地礼服的租价也急升了。
我是因为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被邀请到瑞典去观礼的。早一年﹐诺奖基金会曾请我到那里介绍科斯的贡献。虽然差不多所有行内人都说科斯理应在十多年前得奖﹐但姗姗来迟﹐还是令我喜出望外。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却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诺奖委员给我电话﹐说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晚宴中﹐我能讲十五分钟的话。不能婉拒﹐但我意识到可能是怎样的一回事﹐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了。几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诺奖得主）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学术界盛会中﹐他一向是演讲的最佳人选。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讲话吧。我自知讲话的本领与施蒂格勒相差甚远﹐但这问题不大。困难是﹐在讲话时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难以舒畅地发言了。
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在一个酒会中我遇到施蒂格勒。我向他提出一问题来﹐他哈哈大笑﹐说﹕“你一定是史提芬﹐是阿尔钦的学生﹔只有阿老头教出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蠢的问题。”他跟带我去介绍给会上的一众长辈﹐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为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你是谁。”其后在芝大的两年中施氏给我不少鼓励。
我和太太十二月八日傍晚抵达斯德哥尔摩﹐长程飞行后疲倦﹐不应酬了。九日清晨起来﹐早餐后﹐匆匆赶去听科斯的诺奖演说。到了瑞典的科学院——科斯演说的地方——听众云集﹐科斯还没有到场。我正在讲室门前呆立之际﹐突然有人抱??我﹐高声大喊。我一看﹐是弗里德曼。他嚷道﹕“罗丝﹐你看是谁来了﹖”“是科斯获奖﹐我怎能不来﹖”我解释说。罗丝突然见到我身旁的太太﹐高兴到不得了。我对弗里德曼说﹕“科斯快来了﹐我要在讲室门外等他﹐你可否先进场﹐给我们留两个位子。”他欣然承诺﹐进场去了。过了几分钟﹐弗老从场内走出来﹐对我说﹕“很多人要‘抢’我给你俩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们还是先进场来吧。”
进场坐下之后﹐弗老忙??给我介绍前﹑后﹑左﹑右的人﹐都是曾获诺奖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认识的﹐其实不用介绍了。过不多时﹐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头轻声地说﹕“科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门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应命走到门前去﹐见到科斯﹐紧握他的手。灯光很暗﹐他定神一看﹐知道是我﹐慢吞吞地说﹕“史提芬﹐你来了。”“我当然要来﹗”他身旁的太太抢这说﹕“你的罗讷德也来了吗﹖我很想见见他。”
我告诉她我的罗讷德没有来﹐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儿子出生﹐见到科斯没有儿女﹐就把儿子起名罗讷德﹐与科斯同名。其后每过一段日子﹐老罗讷德会写信给我问及小罗讷德的事。后来小罗讷德长大了﹐年多前与老罗讷德见过一次面﹐跟??小的进了大学﹐与老罗讷德通起信来了。老“罗”寄小“罗”的书﹐小的读后回信。科斯的太太既无儿女﹐又无亲属﹐希望能见到小罗讷德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二）
大家进了讲室﹐我坐下来﹐科斯缓缓地走向讲台﹐掌声雷动。主事人介绍科斯后﹐是科斯演讲的时候了。科斯说﹕“在宣读我的诺奖演辞之前﹐我要先说几句关于施蒂格勒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说几句感激的话??”室内鸦雀无声﹐而科斯述说施蒂格勒的往事﹐??实感人﹐措辞也大有文采。施蒂格勒死而有知﹐当可告慰矣。
跟着科斯宣读他的诺奖演辞﹐读不了几句就提到我﹐把我吓了一跳。他是这样说的﹕“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转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Williamson﹑Demsetz﹑张五常以及他人的优越贡献﹐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视的原因。”平素听人演讲﹐我做白日梦的时间多﹐聆听的时间少。但听到讲者提及自己的名字﹐就好像听得清楚一点。科斯讲到半途第二次提及我﹕“让我转到我的第二篇﹑诺奖委员会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我认为假以时日﹐该文会将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改变的。我要补充的是﹐在发表该文时我没有这个意图??但后来在六十年代与张五常研讨﹐使我意识到该文对经济理论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说得太客气了﹐使我为之汗颜。科斯一九六○年的鸿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来的。
讲座散场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长请科斯和我们几个人进午餐。跟着我陪同科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间﹐这时只有他和我﹐静静地畅谈了两个小时。他告诉我自从被公布得奖后﹐两个来他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实在很疲倦了。他近八十一高龄﹐头发俱白﹐不说其他﹐单是获诺奖的兴奋也不易应付了。我于是对他说﹕“那我就应该先走﹐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忘记﹐明天是颁奖的大日子啊﹗”“你还是留下来吧﹐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是关于经济学的事吗﹖”“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关于你的儿子罗纳德﹐我很高兴收到他的信﹐看来这孩子还是不错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样﹐对题想得很深入。”“是呀﹐他来信说不明白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是很奇怪的问题﹐我要多想一下才给他回信。”“他的缺点是兴趣太多﹐对每一个科目都尽力而为﹐而对学问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这跟你一样﹐大概是遗传使然吧。”
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两个小时﹐我们的太太一起进来﹐兴致勃勃地倾谈着。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了。科斯把话题一转﹐谈到他得悉获奖后的一些趣事。原来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公布科斯获奖时﹐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听不到有关的消息。过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记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为突国的英雄。该国的总统请他晚宴﹐车子前往时沿途的群众向他夫妇挥手﹔酒店不仅把他俩搬进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门外悬挂红色的大横布﹐说科斯住在这里﹔离开突国时﹐航空公司方面把他俩“升”为头等客﹐起航之后﹐全机的乘客获飨以香槟酒﹐驾驶员则宣布是因为科斯在此机上而特别庆祝一番的。
诺贝尔若地下有知﹐应含笑于九泉矣﹗人类毕竟是崇拜英雄的。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哪一项奖能像诺奖那样轻而易举地制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科斯早已是个英雄了。这个英雄形象﹐获得诺贝尔奖与否都没有关系。但对于不认识经济学的大众来说﹐拿不到诺奖﹐又怎算是英雄呢﹖
科斯认为他突然间跃升为英雄﹐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闹剧﹐但他显然感到过瘾之至。走笔至此﹐我蓦然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其思想深不可测﹐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后三年才去世﹐却没有得过奖。诺奖委员会又怎能自圆其说﹖
奈特的文章湛深难明﹐他本人在课堂上教学时更是天马行空﹐使一般学生如堕五里雾中。但他却有五个学生先后获取诺贝尔奖——也许还会有一二人吧。识英雄﹐重英雄﹐我对奈特是佩服的。
一九三一年﹐科斯二十岁﹐拿到了一项旅游奖学金﹐从英国跑到美国去。到了芝加哥大学﹐他偷偷地走进奈特的课室﹐听了三课﹐若有所悟﹐写出了《公司的本质》一文﹐是反对奈特的公司理论的。六十年后﹐科斯以该文获诺贝尔奖。不算是学生﹐只偷听三课﹐奈特的启发和感染力了不起吧。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银行请了十多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晚宴﹐来宾六十多人。阿罗（一九七二获奖者）与我被选为宴后讲话的人。起初我以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谢世的施蒂格勒说些什么﹐但在宴前两个小时﹐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讲话是代表科斯的。原来科斯连日奔波﹐疲倦之极﹐要在颁奖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说从来不作准备﹐而在美国演讲时﹐座中有三几位诺奖得主已试过几次了。然而﹐十多位诺奖得主在座的情况﹐却从未遇﹗我虽不脚软﹐但有点紧张。在晚宴前的酒会中﹐我首先遇到阿罗。我们没有见面十多年了﹐他一见到我﹐就热烈地跟我握手言欢﹐使我感到一阵温馨﹐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了。接着见到弗里德曼夫妇﹑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说笑﹐气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时﹐我突然见到萨缪尔森﹐又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了﹗萨氏是半世纪以来最杰出的理论天才﹐但自从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皱??眉头﹐使人有难以亲近之感。我佩服萨氏﹐知道他的厉害﹐也生畏。
那夜见到萨氏在座﹐我想﹐此公当年不到二十岁锋芒毕露﹐发问从来不客气﹐讲话后的听众发问﹐一般地说﹐我可以兵来将挡﹐可是假若萨氏返老还童﹐要以什么方程式来跟我过瘾一下﹐我倒不容易应付了。
阿罗先讲话﹐讲了三十分钟﹐轮到我。我走到麦克风前﹐向左一看﹐坐着的是弗里德曼﹐对着我笑容可掬﹐不住点头﹐示意嘉许。但当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萨缪尔森﹐只见他闭着眼睛﹐显得愁眉苦脸似的﹐一时间我凉了半截﹔不过﹐话还是要讲的。我胡乱地说了一些﹐是关于科斯理论对中国经改的影响。最后我说﹐假若我自己对中国的经改有点贡献﹐总而言之﹐是我无形中作了“中间人”﹐把科斯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去。我又说﹐这“中间人”不难做﹐因为科斯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理论可以说得很浅白﹐是不难“推销”的。我自己觉得话讲得不好﹐但在散场之际﹐弗里德曼走到我身旁﹐说﹕“你讲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来跟我们进午餐﹖”我欣然答应了。当夜回到酒店﹐闲??无聊﹐挂个长途电话到香港给杨怀康﹐向他述说因为萨缪尔森在座﹐使我乱了阵脚﹐讲话讲得一塌糊涂。杨老弟听说我有难﹐高兴到不得了﹐笑得很开心﹐说﹕“这叫做牙擦苏遇到黄飞鸿﹗”我认识杨老弟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出这样中肯的话来。
十二月十日﹐是科斯的大日子。清早起来﹐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弗里德曼夫妇午膳去也。午膳匆匆﹐因为诺贝尔的颁奖礼要在下午三时到场﹐而大家要穿礼服﹐太太们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个多小时的准备工夫。女人在爱美上头自古“费时”﹐尤其在隆重如诺奖典礼的聚会中﹐男人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是诺奖的九十周年纪念﹐观礼的嘉宾特别多﹐而颁奖的仪式也特别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错﹐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邻近的来宾不少看来是贵族﹐女的珠宝满身皆是﹐男的勋章胸前满挂。九十周年﹐也是说颁奖典礼已有八十九次的经验﹐的确办得有声有色。单是颁发五项奖状——物理﹑化学﹑医学﹑文学﹑经济学——和平奖在挪威同时颁发——就用了两个小时﹐没有冷场﹐有娱乐性﹐显然是经过细心策划的典礼了。
我的感觉是该典礼的确隆重。早上十时﹐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场演习。典礼下午四时开始﹐但来宾要在三时抵达﹐三时四十五分后不准进场。典礼开始﹐音乐悠扬﹐喇叭齐响﹐登台的人要分成两队﹐按着节拍﹐缓步前行。瑞典国王最后出场﹐来宾肃立﹔跟??是奏什么诺奖礼曲﹑国歌﹐然后是主事人的演辞。接??每个奖项都有人作五分钟的介绍﹐而在奖与奖之间都奏音乐﹐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刚好是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从莫扎特歌剧中选出来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乐助阵﹐对我来说﹐颁奖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时﹐颁奖典礼完毕。我见观众多﹐恐怕散场后街上交通有问题﹐便带着太太抢先离场。但向颁奖台上一看时﹐只见介绍科斯的那位诺奖委员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到台上去。上去后﹐该委员说道﹕“你们应该向科斯道贺啊﹗”我们走到科斯站立的地方。这时他（背向我们）面对着从台上另一边走来的众多前诺奖得主﹐他们一个个地跟他握手道贺。我等了好一阵﹐才轻拍科斯的背部﹐他转过身来﹐见到是我﹐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我呆了一阵﹐说﹕“背后的人都等??跟你握手﹐你还是先招呼他们吧﹐希望晚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谈。”
下台走出场外之际﹐太太埋怨说﹕“刚才科斯的意思﹐是要你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你为什么不回答他﹖”我没有响应﹐但心里在想﹕“科斯这个人真的是做研究‘做’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可以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我又想﹐不是这样的人﹐怎能获诺贝尔奖呢﹖
从颁奖会场赶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赶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厅举行。那里的大堂看来有四万平方呎的面积﹐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呎﹐是用石头建成的古老建筑物。宴会的宾客约有一千四百人（一说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墙上﹐有多个窗户每个窗台上都站着一个手持乐器的人。
来宾坐定后﹐皇室诸人与诺奖新得主进场﹐乐器大鸣﹐跟着每一项食品进场﹐都鼓角齐鸣﹐侍者一队队地托着菜盘进场﹐秩序井然﹐令人叹为观止。是夜﹐宴会所见到的偌大场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钟鸣鼎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说孟尝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饮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尝君昔日宴请的是鸡鸣狗盗之徒﹐而诺奖的晚宴﹐珠光宝气之间﹐满目是身穿礼服之士。
假若我是诺奖得主﹐在晚宴中我会想起某武侠小说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科斯没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实上﹐近数年来﹐举世的共产政制兵败如山倒﹐转谈产权的重要﹐“科斯定律”之功不可没也。这样﹐科斯的“一剑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过后﹐是舞会的时间﹐但因为第二天要赶着返港﹐便忙着找科斯说几句道别的话。千多人的聚会﹐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寻寻觅觅﹐看不到科斯﹐却遇到弗里德曼夫妇。他俩见到我们﹐要我们陪着去跳舞﹐去看烟花。弗老邀请我太太跳舞﹐跳得龙精虎猛﹐说﹕“我不跳则已﹐一跳惊人。不惊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他带我们去看烟花﹐是在那所谓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进去时需要特别的通行证。弗老是前诺奖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证的“权力”﹐就对守着室门的人说﹕“我有通行证﹐但要让我的朋友先行。”这样﹐我们也看到烟花了﹐觉得与香港的相差甚远﹐不值一看。弗老的太太罗丝说﹕“这里的人太斯文了﹐看烟花竟然没有欢呼的。”弗老一听﹐就大声欢呼起来﹗
是晚上十一时三十分了﹐还是找不到科斯﹐弗氏夫妇要回酒店休息﹐我们也就跟着离场﹔回到下榻的酒店﹐与太太畅谈典礼与晚宴中的趣事﹐睡时已是凌晨二时了。还有九个小时就得离开酒店到机场去。不能与科斯说再会﹐不免感到怅然。早上八时多﹐我还未醒来﹐电话铃声响。拿起话筒一听﹐对方是科斯﹕“是史提芬吗﹖你们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么时候离开酒店﹖”“大约上午十一时。”“我想再见你们一面多谈几句﹐可否到我的酒店来一同吃早餐﹖”“我们要整理行装﹐时间无多。”“那就让我们到你们那边去﹐九时半起吃早餐好吗﹖”这使我又惊又喜。
见到科斯夫妇时﹐我和太太都责怪自己做错了。无论要怎样赶时间﹐我们也应该去他们那里去吃早餐的。科斯太太的背部欠妥﹐行动本来就不方便﹐而我们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伤了足部﹐要用布扎着才能到我们的酒店来。他们既来之﹐我们逼着要“则安之”了。我强笑地跟科斯谈话﹐而我太太则与科斯太太亲热地说着什么。在谈话之间我无意中听到科斯太太对我太太说﹕“假若你是我的女儿﹐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说﹕“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