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斯/文 我的三个外国朋友Rose、Tangruoji、Paul没有任何迟疑就说他们各自国家税负偏高，他们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表示理解政府的这种高税收政策，因为通过税收政府给了他们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来自，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方面的保障。 

上周，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偏低的言论一出，引起了广泛争议，学者、网民更多的人表达了对这种结论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的税负偏高。 

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多少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即便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差距很大。 

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曾发布过中国宏观税负为18%的研究报告，贾康所长按照IMF的标准测算认为2007年宏观税负2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按照已有的数据做了测算，2006年为34.8%。同一年，美国这一比例为28%，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0.5%。 

我们暂且不纠缠于这种数字税负，还是听听微观层面的感受吧。 

我问了两位税务系统人士，对目前中国税负水平的评价。两位毫不犹豫地说“偏高”。

其中一位从个人税负角度认为，中国实际个人所得税税负可以说比较高。5%到40%的税率本身就不低，何况中国人在教育、疾病、赡养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并不从税前扣除，这些生活支出都在交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高，一些差旅补贴和交通补助都要算收入交税。

在很多国家，赡养支出是要从家庭收入中扣除，不缴税的。Tangruoji的父母在美国都有工作，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儿，她说她家缴纳的所得税比同学家的多很多。因为同学家只有男主人在工作，妻子在家照顾未成年的三个儿女，所以有很多扣除和优惠。

如果买的房子每个月需要还贷款，那么也会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一部分。

郑新业说，在美国1%的富人在缴纳着40%的所得税。Rose 、Tangruoji和Paul认为，感到税负高的都是中高收入阶层。Tangruoji说有钱人多纳税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社会环境。

在澳大利亚有些小企业也有抱怨，缴纳的税收都养了懒人，但Paul说，大部分人还是能理解这样的制度。

目前，从国税总局和财政部相关数据和官员发言可知，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2/3左右由工薪阶层缴纳。而高收入者的划分是按年所得12万元为界限的。如果年所得12万元算高收入的话，中国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占总的个人所得税的1/3左右。

另一位税务系统人士则认为企业的税负偏高，尤其税收征缴力度比较大的地区。他们曾经测算，一个生产型企业的税收占其利润的30%到40%。但很多企业认为税要多于利润。格力电器1996年上市以来，缴税123亿，利润99亿。

还有很多企业抱怨，社保缴费都由企业和个个人承担，负担实在太重，这个成本占工资的42%。

在税负的感受上，中国与欧美澳大利亚的国民都一样，多数认为税负偏高，但在税收收入的使用支配上评价却大大不同。

Rose 对美国政府使用税收支出最大的不满是过多用于战争，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其他方面，他觉得还可以。Paul对澳大利亚政府在使用税收收入上比较满意，因为给了国民各方面的保障。

澳大利亚近期将托儿所也纳入政府补助范畴，每名家长将孩子送进托儿所时可以获得政府一部分的入园补贴。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提供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近年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民众在医疗、教育、赡养、住房、养老方面的支出占据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相应的保障体现还没有完全建立或保障水平不高。因此中国人对税收的疼痛感显得比较强。 

中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的确很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这个实在太少了”，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一直主张政府减少行政方面的开支，扩大社保方面的支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由中国发展和改革出版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的比重却在下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也在过去15年一直呈下降趋势。 

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左右，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 

同时，按照蔡继明的统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