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勋/文 前两天，生病的父亲出院，护工小李送我们到楼下时说，多保重。当天下午采访时，一位媒体同行和我聊到我们被某家企业（简称“A企业”）封杀之事，得知我的态度后，他说，你自己多保重。

一天之内听到两次“多保重”，给我的感受有些不一样。在我理解，护工小李是希望我们保养好身体，媒体同行也有这层意思，也许还有希望我们“小心一些”的善意提醒或者含蓄劝告。

我和这位同行，就是在共同采访A企业时认识并熟悉的。我和A企业联系过三四年，此前经常受邀参加他们的采访活动，也经常发表一些关于他们的报道，其中也包括在他们看来属于负面报道的文章。A企业地位强势，财大气粗，对媒体比较友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留给我的印象。

最近一段时间，A企业举办新闻发布会时已不再通知我们，新闻稿也不再发给我们，这就是俗称的“封杀”。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负面报道让他们感到不快。

其实，所谓的负面报道，并不是我们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们在一些项目建设、收购兼并和公司运营管理中的所做作为被认为有失公允，让一些利益相关方产生了忧虑和质疑。我们作为记者，客观地记录这些声音，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实并展现各方观点，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可能是由于我们就敏感问题向A企业求证时没有获得详细答案，也可能是我们在个别文章的标题设计上有些醒目，如果只看其中一些文章的标题，似乎可以列入负面文章之列。但实际上，我们在采访报道并没有任何敌意，也不想带有主观色彩。如果读者细心通读全文，我想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中立立场。

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即便我们欣赏某个人，但如果他做了坏事，我们也不会歌功颂德。同样，即便我们不认可某个人，但如果他做了好事，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对于企业、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无论这些机构是强势还是弱势，也无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远是近。

当然，我们也需要进行自我反思。比如，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平衡”原则，让采访报道更加让人信服；在坚持中立立场和职业操守的基础上，有没有办法既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又能让报道对象更好地接受？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那天下午，媒体同行说，A企业曾和报社高层有过沟通，但之后发现我们的报道并没有发生他们期待中的变化，感到不爽，接下来便进行了封杀。

此时，我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庆幸自己工作在一个宽松和包容的单位。目前为止，报社高层并没有把他接到的招呼或受到的压力转移给我。

告别时，媒体同行问我，以后还写不写A企业。我说，无论A企业对我们是好是坏，我们该做报道时还是要做，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