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 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 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 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 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 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 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 W. 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 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 Wills］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original sinlessness］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 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 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 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被脚镣手铐，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Mamdouh 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他们实验的是洗脑。”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 Block），专门用来关“至少50名”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James 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 of the 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 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 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 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记述他遭到虐待。

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新娘’的铁制拷问台，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据国际特赦组织，他的睾丸也遭电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 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 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咻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 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混淆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遭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 W. 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那一天永远没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

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 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许多人老爱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贝克回忆说，“我回答：‘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