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爱辉-腾冲）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定价：32元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之）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向南方(二）
十二汉中印象
一阵雨过后，天空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黄土丘陵……
沿途中，我试着去观察风景，去区分植物，去辨认不同的岩石和土壤，去体会人们的喜怒……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我几乎已经习惯失败。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的分界标志。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示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了，西安则被遗忘了，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已进入四川。行政划分相较于自然划分和历史习惯，显得粗暴、不堪推敲，但权力总是可以战胜语言、山川、风俗习惯等这些屏障。
我开始觉得潮湿，这种印象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越来越鲜明，以至于我怀疑多年后，我对于这次旅行的记忆将是潮湿的、飘着薄薄的细雨，而且总也停不下来。
旅行的节奏在汉中开始变得舒缓，我整个人松懈下来。在市区乘坐18层的观光电梯时，你看到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四角方方的五层楼房。清晨醒来，隔壁的潮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的春药名字—“阿根挺”。
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却有着冯梦龙笔下小家碧玉式的姿色。“汉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若无其事地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这句话引发了那两个女人的激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回了去：“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销量如何。那天下午，载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30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她的牛仔短裤真是短，以至于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她白晃晃的双腿吸引，忽略了她作为整体的存在。
“汉中男人太懒了。”没想到我们谈话是从这句话正式开始的。一路上，我和当地人的攀谈没有任何创新，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你对生活满意吗”……我们也总会谈到“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总是“太少，不够花的”。
眼前这位说话干脆的“樱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眼前生活的不满，对自己丈夫的嫌弃。“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婚了。”她说这话时，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整齐地栽种着两排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她说。
她对于结婚10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每个月挣1 000元，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她是个想得开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汉中就没这种做法”。她给老板固定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3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做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小气”，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付他900元，专门开夜班—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世外的气息。对于饱受大城市的节奏所折磨的人来说，它的悠闲散漫是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樱桃小丸子”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到了9月28日，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西汉高速公路那时通车，“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樱桃小丸子”带来了新的机会，她希望到时不用再在市内挣那5元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或许就可以收入1 000元。
和她谈话的乐趣，超过了我对于勉县的游览。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么执著，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却比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维持者。
我来到武侯祠时，成为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开始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首。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江、汉朝、汉中，我们成为“汉人”。汉与唐，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是中国人内心无法去除的优越感的真正来源，即使背井离乡多少代，我们仍是汉人，建造的是“唐人街”。
十三 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夜晚8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腾冲—爱辉线的发现之旅”恰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5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的距离，距离上一站绵阳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①，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就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
但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郑浩南，”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够义气。”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时的好朋友是店老板的女儿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内向忧伤，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会有什么威慑力。70年前，也是一样的少年被抓去当兵，去打内战，去抗击日本人，却没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的命运中当炮灰的成分要多于英勇的抗击吧。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想必在很多个这样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沙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十四 热忱的耗尽
进入这家客栈时，已是凌晨3点，我只想找一张床，倒头睡下。一路上，我很少坐飞机，它摧毁感受力，你不明所已，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之地，像是个没头没脑的包裹。但从成都到丽江太远了，旅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我的热忱和好奇心被消耗殆尽，可没兴趣再花上将近一天的时间，从火车换成汽车，和一大堆包裹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盯着车厢前头挂着的那台电视机—我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了这么多的烂片，它的声音还大得出奇，我们发现人们不恐惧噪音，却恐惧安静。乘务员担心漫漫旅途让人厌倦，总是把音量调到最大，它从车头穿越车厢里默默的人群，一直抵达车尾，我想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纵容头脑中的胡思乱想，但这种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
伴随着地域的不同，节目有所变化，从黑龙江到山西，二人转的力量一直占据着主宰地位，我听了那么多半色情的笑话，看了那么多杂耍式的表演，记住了那么多二人转的明星，东北腔至少占据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铁岭之于今日中国，有点儿像40年前利物浦之于英国，赵本山使用的是东北农民土话，而披头士则是利物浦的工人嗓音。到了陕西，香港枪战片开始占据主流，在四川境内的长途车上总是看见成龙，偶尔也有李连杰，这一部是《中华保镖》，百无聊赖中，我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文本分析。女主角钟丽缇和身为保镖的李连杰的关系，就像是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前者爱上了后者的强大，这是香港不变的情怀。当英国人统治时，香港自认是苏丝黄，爱上了白人画家；而在1997年之后，北京取代了伦敦，漂泊的酒吧女摇身变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女富人……
我们选择乘坐飞机从四川进入云南。
作为烦闷旅途调味剂的艳遇迟迟没有发生，但根据抽样调查，艳遇就像是英国人与天气的关系，人人都在谈论它，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猜这与中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有关，当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时，你怎么能指望陌生人之间迅速拥抱彼此。
当这种自发性的情感减弱，陌生人之间充满了阻碍时，金钱开始成为催化剂。“进来唱歌吗？”我想起了在大同的孩子气式的“探险”。
我们的出租车刚停下来时，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就把头伸进来。这是一家大同市的娱乐中心，我们慕名而来，至少两个本地出租车司机推荐我们来，因为“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它是“最典型的大同景观”……我和朋友对此充满好奇，我们的青春期开始得太晚，超过了30岁却仍令人怜悯地有着18岁的好奇心，我们仍想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女人……这在今日社会看起来唾手可得，每个城市、每个小镇都有那么多公然或半明半暗的色情场所，女人身体和饭桌、KTV、桑拿房一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社会压力的排泄口，是改良热情的麻醉剂，大多数人对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我怀疑，很多生意人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带着客户去唱歌、去洗浴中心该怎么谈生意，就像很多报纸编辑不知道在Google出现之前是怎样找资料的……
这家娱乐中心拥有一个平庸不堪的名字“鑫鑫”，它那霓虹灯的招牌还有几个荧光灯管坏掉了，所以“鑫鑫”这两个字是不完整的，它本来应该有六个“金”字，却少了一个半。门口有点奇特，要先爬上十几个台阶，才进入正门，门口方方正正，格局像是老式的苏式建筑，就像是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不知道它里面是否铺着我喜欢的被漆成红色的木地板。
我们试着像老江湖一样，带着有点厌倦的表情缓缓进门，仿佛我们早已历经沧桑，尝遍山珍海味，熟知各种新奇事物……一旦进了门，我还是立刻就被震惊了。
不错，楼内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空间。一块面积不大的门厅，它连着一条长廊，一个接一个的房间分隔了这长廊的空间。机关大院的办公室、筒子楼、医院、我那个时代的中学教室，都是这种格局。厅内和长廊，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人。暴露着双腿和肩膀的姑娘们坐在那里，她们在聊天、吃零食，或干脆表情呆滞地干坐着，她们坐的是那种低矮的小凳子，有点像一群候诊的病人……还有一群油光满面的男人，这群人打上了我们时代的烙印，他们喜欢穿一种有领的条纹T恤，腋下夹着黑色的小皮包，那里面是钱包、电话，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发暗的红色、轻微的浮肿，那是夜生活与烟酒过度的表现，他们的表情通常有点自满和乖戾，但我知道如果遇到更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时，他们就会转化成过度的谦卑……就像“巴比特”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社会的象征一样，我刚才描述的这种人像是过去10年中国社会的缩影—他们是经济变革中的小有成就者，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小小的傲慢，也让他们付出了过多的身体和内心的代价……和巴比特一样，他们被一种褊狭、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左右。
我们跟着这个小平头上了二楼，这里有着与一楼同样的景象。然后我们左拐，钻进一间封闭的房间，木板将这个大房间分割成面积均等的两个。我能记住的是带着拙劣刺绣的沙发，是暗淡的黄色，不知道它是暧昧的灯光所致，还是确实这么脏。那一排姑娘走进来时，我觉得有点眼花缭乱。那个身材修长、像香港TVB里的一位女演员的姑娘，真的只要50元就陪我做尽各种尝试吗？
我和同伴以社会考察的名义而来，实际上内心都蠢蠢欲动，我们太虚伪了，太自以为是的矜持了，两个姑娘坐在我们身旁，并随时准备坐在我们的大腿上，我们却纵容大好时光悄然逝去，倒是她们的直接弄得我们无所适从，她们需要尽快地开始，尽快地结束，效率和金钱紧密相联。我相信，我们是她们最好、最莫名其妙的客人，足够慷慨，却什么也没发生。
这些经验让我心灰意冷，即使到了丽江—一座公认的艳遇之城，我都没太多兴趣。凌晨3点的小客栈，准备收容我的疲倦。但在走廊里的洗手池前，我看到了一条蓝色牛仔短裤，下面是笔直、丰满的双腿。我的眼睛又干又涩，意志昏沉，却对这一景象印象深刻，还有那头长发。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时，她又在洗脸，我略去我们对话的细节，总之，她和我一起去吃早饭，去喝了一家接一家咖啡馆的美式咖啡，她决定和我一起从丽江前往大理，最终抵达我这行程的终点—腾冲。她来自台北，母亲是外省人，外公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知名记者，他的父亲则是土生的台湾人。这是她第一次来大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她对这片辽阔土地的感情是矛盾的，她像这一代台湾人一样，对身份的认同纠缠不清。
十五老人张德藩
我的新旅伴比我懒散，却是个勤奋的摄影师，和我一样喜欢Leonard Cohen。当长途汽车最终开始穿越通往腾冲的高山时，她指着颜色浓郁的怒江水兴奋地叫起来。怒江水让我想起了黑龙江，它们流淌得都那样缓慢、从容，它们都黏稠，像是油，而不是水，只不过前者的颜色更黄，而后者的颜色更黑。在怒江一段，植被葱葱郁郁，那种热带才有的茂盛，在那一瞬间，我仿若回到了史前时代，两万年前的这里也是这样吧。
在腾冲，一位老兵比其他任何人与事，都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张德藩打开贴了尉迟恭、秦叔宝两位门神的木板门，站在我们眼前，他的蓝色西装整洁利索，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看得出，他不属于这个村庄。
“我们来找一位从台湾来的老人。”从张家坡的村口，我们开始一路询问。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他的经历—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台湾度过了大半人生，如今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腾冲县和顺镇的张家坡。
对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中国远征军像滇缅公路、史迪威一样，似曾相识，却从未了解。事实上，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的来龙去脉，我们知之甚少，而国民党政权的作为则更像是历史的盲点。距离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整整70年过去了，但我对于那场战争的主要记忆只是几个孤立的年份、几场孤立的战役、几次骇人听闻的屠杀，至于战争的内在逻辑与细节—中国失败与胜利的原因、中日两国的真实国力的对比、杰出人物和普通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与怯懦—则几乎未得到探讨。我们总是在遗忘，似乎所有的苦难都仅仅是苦难本身，除去哀叹与控诉，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转化成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探求。
腾冲曾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控制缅甸的军事重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见证了中国与她的盟友美国、英国兴奋、悲壮、挫折重重的合作。1942～1944年，中国军队第一次将触角伸到国土之外，他们在缅甸遭遇惨败，几万人被困在深山密林中，迎接不必要的死亡；他们在印度重整旗鼓，补充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兵员，接受美国式的装备与军事训练，最终完成了对日反攻。腾冲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牺牲者，那些50公分高、20公分宽的小小墓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既然他们生前就列队，那么死后也是如此吧。很多墓碑上的字迹经过雨打风吹已然褪色，只依稀看到“一等兵”、“上等兵”这样的字样。
真实的战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除去勇猛、荣耀、爱国热忱，它或许更蕴涵了恐惧、无可奈何。战死于缅甸的戴安澜将军会说“此次远征，系唐明皇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但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张德藩的故事完全不同。
张德藩的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不能快步走动，却依旧毫无障碍地跨过门槛，他的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老年斑，他的反应称得上快速，看起来不过70岁，唯一可惜的是，他基本失聪了，必须是他熟悉的人在他的耳边吼叫式的说话，他才略微听得清。他出生于1907年，和我们见面时已经整整90岁了。由于失聪，我们的交流很难展开，而且他依旧浓重的乡音我也经常听不懂。他当然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那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抚平的内心长久的不安。
他就出生于这个老屋中，这幢房子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可以猜测出，这是个殷实之家。他曾是个青年商人，行走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腾冲一直就是中缅贸易的重镇，很多中国商人的大半时间生活在缅甸，他娶了一个气质端庄、眼窝深邃的中缅混血儿，后者是缅甸曼德勒市的一家英文学校的老师，她为他生了4个孩子。他经历过日本人在1942年的到来，他商人式的精明帮他回避了很多痛苦，当日本人进村时，他会事先准备好几个鸡蛋与番茄，当他们敲门时，一边主动递给他们，一边说自己是“良民”，他亲眼看到那些迟迟开门的邻居怎样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远征军开始反击日本人时，他已是个37岁的父亲，无意卷入其中，但战争却选择了他。他会说熟练的缅甸语，熟悉缅甸的山地与丛林，他先是成为一名向导然后被迫参军。战争中充满了意外，他和几位战友被大部队甩了出去，不知为何又卷入了缅甸的内战，他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在身边……他算得上幸运，逃过一次次劫难，他记得一次夜间战友想拉他一起出门，他恰好不在，第二天那两位战友都死在了外面。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之后，他们这些残留的远征军老兵有机会辗转泰国，前往台湾。他就这样来到台湾，成为被外省人拥挤着的台湾岛上的一个陌生人。他，操持着云南口音，在一家理工学院里当烧水的锅炉工人，他再没见过妻子，在台湾时他接到了她的死讯，而儿女们只有在大陆向台湾开放旅游之后才又见到。
“那是乱世啊，人命不值钱啊！”我记得他总是在说着这句话，他总是提到他的再未见到的第一任妻子，她的那张魅力十足的黑白照片就在客厅的相框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则坐在他身旁。你可以轻易感觉到，他的所有的爱都给了死去的、在照片中光彩照人的那位年轻女人，而不是身边这个白发苍苍、皮肤干黄的老太太。
他带着我参观后院那个小花园，串串红正在盛开，那棵粗大的茶树穿过屋顶伸向天空，他指给我们看他新装修的浴室，轻轻地抱怨说鱼缸里的金鱼为什么总是养不活……他热爱生活，并且期待别人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弟弟也坐在房间里一直陪我们，除去照顾他们的那位中年保姆，他的弟弟是这个房间里最年轻的人，那一年73岁了，儿孙都不在家。偌大的院子里显得空旷，木制老房子和石板路上的青苔散发着久远的气息。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甚至感觉到时间的静静流淌。
当我要离去时，90岁的老人恋恋不舍，说了很多遍“谢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或许我们应该留下吃饭，或是不久再来看他，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十六中国味道
离开腾冲的感受，就像到来时一样复杂。我们坐着夜班车前往昆明，躺在窄小的卧铺上，窗外是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平躺的身体像是传说中飞翔的尸体，镇定而沉默地飞入无尽的黑暗。我40天的旅程，就和这段尚未展开的恋情一样，即将要结束了。
就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事情的结尾和它的开端没什么关系。我在旅行前对中国的宏大设想，几乎全都消退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他用英文将中国古典的短篇小说改写出来，我读到的则是它又被翻译成的现代汉语。这个奇特旅程，一点儿没有减弱它的感染力，我被这些小说的神秘感、简洁、人物奇特的性格、勇敢和洒脱的品质完全征服了，其中几篇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输于爱伦·坡的作品。我在其中立刻就嗅到了那股独特的“中国味道”，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与我刚刚游历过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而我也是它的产物，但很可惜，这些宝贵的遗产密码已被我们丢弃了好几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