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本书作者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学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态和旁观者的清醒视角，回顾了30年来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选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几个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而这其中最为隐秘的，莫过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和沉浮，他们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浑然一体的。本书将揭开这些不被大众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类型：经济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第六章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第五章
重建金融
不用说，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的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但要说哪些方面的变化更大，金融或许是要排在第一位的。尽管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改革是最不满意的，但至少在城市范围内，金融对我们每个中国人、对每个基层“单位”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我很难想象除金融以外还有什么比金融对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更有影响力。
在我的案头，一眼就能从一堆书中看见几本关于金融的书。这并不奇怪，在出版社和朋友送给我的书籍当中，金融方面的书总是占了大多数。让我说说就在我眼前的这样几本书。一本叫《红楼理财》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著，是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何寒熙编写的，寒熙是我很多年前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基金方面的研究工作。她巧妙地把投资理财的思想演绎在了《红楼梦》的贾府和红楼儿女中。
另一本书是《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由卢菁所著。卢菁也曾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后去了加拿大。我于2008年2月在纽约与她相遇，闲谈中了解到她丰富而精彩的经历。这本书记录了她1998~2001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的所见所闻和思想心得，值得局外人一读。
还有一本书是王禾生撰写的《大道平安》。王禾生著，《大道平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版。这本书以漂亮的文字记录了二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诞生的平安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今天中国著名的保险和金融公司的。2007年夏天应平安的掌门人马明哲先生的邀请，我与茅于轼老先生、巴曙松和赵晓等专程前往位于上海浦东的平安上海运营管理中心访问。平安的后台信息管理系统的效率和它学院派的建筑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货币和银行的监管、金融公司的崛起以及投资理财走入家庭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这三个方面恰好代表了金融领域的势力范围。我念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课堂上只有货币银行学，没有金融学。而今天的金融课程表则大为不同，丰富多了。中国的经济在改变，金融也在改变。虽然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从局部的试验和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可是金融改革却是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这就需要政府事先知道要改成什么样的金融体制，并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模式。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却不能给出这个目标模式。经济学家发现，金融体制的问题极为复杂，其他领域的转型套路对它来说并不适用。这使得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一再拖延，而且无法加速其转型的过程。
我总觉得，在经济学上，经济学家至少有两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一是储蓄的多寡，另一个就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到底有多重要？是银行主导的金融还是市场主导的金融更重要？这两个问题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了，对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都非常重要，而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典型地验证了那句人们经常用来嘲讽经济学家的话：It depends!（意思是，这要看情况而定）。
仔细想想，这也难怪经济学家，这两个问题似乎都与具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逻辑上不容易做到一般化。金融的问题在每个民族和文化之间都有不同的含义、结构组合和运作模式。正因为这样，中国的金融变革过程就格外的“中国”和精彩，我希望在我的记忆中能够寻找到这些精彩的片段。
重建银行
我自己并不是从事金融研究的。可是我每年审阅的校内外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属于中国转型时期金融领域的研究主题占了将近一半。在中国金融的含义包括了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有趣的是，货币与银行是我读大学时期的金融专业的主要课程内容。我清楚地记得，我进入复旦大学后阅读的第一本关于中国金融方面的著作是香港的饶余庆先生撰写的《现代货币银行学》，这本书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在当时非常有名。遗憾的是，尽管我的印象深刻，但我在自己的书架上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当年我阅读的这本1983年版的著作。不过，这本书的新版《货币银行学》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陈观烈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也是货币银行学方面的资深学者。我没有听过他的货币银行学的课，但却在1987年的《世界经济文汇》杂志上认真拜读了陈先生撰写的十二篇关于货币银行学的系列文章。
货币银行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体系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人们总是说，是财政部而不是银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资源，事实上的确是这样。1949～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不仅不是中央银行，而且还隶属于财政部，成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2007年年底我偶然翻得1978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一书，发现该书第一卷“政策和执行情况”中，根本没有提到有关中国的银行或者金融的内容。这并不奇怪，当时，银行几乎就不存在。一直到了1978年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与财政部正式脱离，成为真正的银行并升格为正部级单位。
1978年之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得以重建，一个月之后中国银行则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独立出来，成为负责国际贸易、外汇和海外汇款的专业银行，而不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附属机构。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被命名为中国的中央银行。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仅仅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而且也是在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商业银行业务移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所以，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同时成立的。
因此，记述改革初期中国的银行部门的变化以及之后货币与银行体系的演进，从中国人民银行入手寻找线索是一个捷径。根据香港的饶余庆先生于1990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对1949年之前就存在的政府银行与私人银行进行国有化以及合并的产物。但1949年之后，原有的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几乎被取消了（1952年和1963～1965年除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中国财政部的一个单位于1959年也停止了国内的业务。所以，剩下来的就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和农村的信用合作社。这是中国三十多年前开始金融改革的初始条件。
就在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之后，中国政府在1981年还组建了一家银行，叫中国投资银行。我之所以很早就知道这家银行，是因为我有一个儿时的好友，他的太太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进入了这家银行工作。我那时时常去北京，总会与他们夫妇见面。
我听说，这家银行的使命最初就是为了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引进项目资金，为中小型投资项目提供贷款，因为在当时，中国已经恢复在世界银行集团中的席位。1985年世界银行还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而这个办事处的首任主任就是后来参与创办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林重庚先生。他在1980年就到北京帮助世界银行开展工作了。1986年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中国投资银行也就自然担当起该行对中国的项目贷款工作。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投资银行可以吸收公众存款并从事商业银行的业务，完成向商业银行的转型。
1987年4月，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并把它的总部从北京迁入上海。这家银行是股份制银行，政府占50%的股权。有意思的是，交通银行不仅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从事海内外的银行业务，而且还是地区性银行，因为它的业务范围在当时集中在华东和沿海地区。交通银行不属于传统的国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必要必须受到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计划的影响。实际上，它是中国商业银行中第一家实行资产负债率管理的银行。它于1993年开始实行资产负债率管理，这就意味着银行的贷款要受其存款的制约。此做法对于在当时还严格实行信贷配额计划分配的银行体制来说当然具有改革的意义。
在新建银行方面，还必须要提到另外几家在今天已相当有名的银行。它们分别是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都是企业创办的银行，这与中信银行（原名中信实业银行）类似。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光大集团应该是王光英（王光美之弟）先生在香港创办的。我查了维基百科，上面提供的信息说，中国光大集团在创办之初的注册名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7月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总部继续在香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公司业务发展向中国国内倾斜，并将重点放在金融业。1990年11月，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在北京成立。至此，光大集团拥有两个总部：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香港。1992年8月，中国光大银行成立，1996年4月又成立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995年，中国光大银行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银行，中国光大集团的股份占51%，其余股份出售给了更多的机构，其中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据说，这是外国机构首次被允许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10月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小华担任了中国光大集团的第三任董事长，但不到三年时间就因为受贿罪被判刑入狱。
华夏银行是北京的首都钢铁公司创办的。首钢是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是当时将近古稀之年的老革命周冠五。周冠五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著名的具有改革精神的企业家。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钢之后，政府给了首钢许多经营上的特权，还专门下发扩大首钢自主权改革的试点文件，包括融资的权利，于是首钢就想到了主办一家银行。1992年12月华夏银行组建成立。1995年年初，华夏银行也被转制为股份制银行，而且好像就在这一年，周冠五因为经济问题被撤职，时年77岁。
中国民生银行算得上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总行于1996年1月在北京开业。这家银行由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办，最初的59个股东全是工商联的会员单位，而且清一色是私人企业。后来，股东的数量迅速增加到2 000多家公司。2000年12月19日，民生银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创办银行的时期，这当中大多数银行是地区性或者专业银行。我找到了我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书《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里面有一段对当时开办银行的描述：“1985年至90年代初陆续建立了其他地方银行或者专业银行，包括广东发展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实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前五家银行的目的是为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厦门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筹资。厦门国际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银行。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实业银行是该公司的银行部门。中国招商银行是一家国营航运公司——中国招商控股有限公司的银行部门。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专门从事住房抵押业务。从广义上说，后两家银行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S&L）或英国的建筑协会(Building Society)。”
记述中国的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经历的改革过程是需要更多的篇幅的。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商业银行在2004年之后经历的财务重组和制度改革。毫无疑问，对整个银行部门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改革。此番重组改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提高资本的充足率。当时，人们总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就是因为资不抵债，只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和家庭还继续在中国的银行存款，银行依靠储蓄才能活下来。更多的人担心的是，外国银行一旦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储户面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否面临灭顶之灾？根据当时的推测，中国在“入世”并且即将结束过渡期之后很快就要面临那样的局面。事后发现，我们的担心其实被夸大了，事态的发展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中国的确在这个令人担心的环境里完成了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与改制。这是可喜的。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银行部门面临着与韩国在1997年之前类似的“健康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为银行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没有过硬的信贷审查程序和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制度来进行信贷的决策和执行，企业过度依赖银行的信贷支持，银行的坏账率高，资本金不足。就程度而言，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率高于韩国银行在1997年之前的平均水平约10%～15%，企业的负债率则低于韩国企业财团的负债率平均水平，后者通常是高达300%。当然，中国的商业银行与韩国的商业银行唯一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在1997年之前，韩国的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国外短期负债，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没有。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部门还没有真正向外国金融资本开放，尽管这些年来非正式的短期资本的流入其实从没有中断过。
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快了对国有银行部门重组和改革的步伐，尽管看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则，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化，吸收非国有的机构股东或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国外的大银行集团，希望最终实现其在海内外上市的目标，完成改革和重组的任务。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四大” 首先进行财务的重组（如剥离大量的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因为这对于实现股权的资本化和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目标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是，银行的财务重组只是把身上已有的伤疤磨平了，但是否从此进入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通过股权的改造和资本化是否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和业务战略。到目前为止，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相继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上市方案也已确定。
为了银行的重组，中央财政曾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核销不良资产据说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也能保持在“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以上。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中，特别是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一直备受指责，被认为在操作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008年10月，身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剑阁先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有一次发言，首次回应了这些指责和批评的声音，他说：然而，银行改革之初却引来了许多争论、怀疑和指责。当初建设银行准备引进国外投资者时，国外金融机构普遍没有投资意愿。经过中央政府承诺注资、改组，一些外国投资者看到了发展前景，才开始注资，其中就有美国银行。建设银行上市后股价走势一度非常好。于是，又有人眼见美国银行账面利润非常丰厚，便指责引进国外投资者是“贱卖国有资产”。特别是根据协议条款，美国银行还拥有继续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部分建行股票的期权，而在当时市场价格远高于行权价格的情况下，很多人抨击国有银行改革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就像“动脉出血”……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按照市场契约原则，战略投资者注资时承担了风险，以后获得收益也是应得的回报。但是，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只有交易对手赔钱，才能证明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照此逻辑，我们如何对外开放？有趣的是，10月27日是美国银行的行权日，而当日建行的收盘价已经低于行权价，也就是说美国银行有可能放弃行权。我们知道，期权是有价格的，美国银行当初获此期权，在谈判中肯定要在其他方面做利益让步。如果美国银行这次放弃行权，对他们来说，这笔买卖就是赔了。因此，当初有些人据此批评银行改革，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成立的。这里引用的是经作者审定发表的版本。李剑阁的此番言论后来经过整理，全文发表在了著名的《财经》杂志（2008年第23期）上。我应邀为该文写了一篇评论《金融危机了，思想不能危机》发表于同期，但发表时题目被改为了“思想混乱更危险”。
第一章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二章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创立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四章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六章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附录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