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爱辉-腾冲）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定价：32元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之）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向南方（一）
第一次长途旅行，整整?天，从东北到西南。我习惯了坐上?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这也是最没有目的的一次行程，似乎仅仅要证明我不仅是个面对书籍的人。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逃离书籍的控制。大庆郊区那个旅馆老板娘让我印象尤深，只因她的丰腴和温暖，让我想起了《聂鲁达自传》中的干草垛上的夜晚。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 一次不断推迟的旅行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式的生活：“……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本出版于70年前的著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更是一场号召行动的宣言书。我厌倦了坐在咖啡馆，依靠互联网上的信息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70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容易在那些幻想中迷失自己—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Shopping Mall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这是一次不断计划，却不断推迟的旅程。“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两年前，我热情洋溢地说。两年过去了，除了多读了几本汉学家的专著、几位二流作家关于中国的游记，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带着让我嫉妒的眼光，在大兴安岭和80岁的鄂伦春族的老人谈论往昔，从汉中穿越蜀道到达成都，在云南边陲不知名的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发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成为一名行动者的愿望，像那个有9条命的魔鬼，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让我内心难安。
二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
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①
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三 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四 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五 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 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 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 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那人不过50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挂在墙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地拥有这把三十几元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孙铁军已忘记了如何调音。
六 黑河的失败情绪
“黑龙江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哈尔滨作家阿成对我说，它曾经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多少贡献，如今却似乎被遗弃了。我承认自己的偏见，本能地在寻找失败者。难道不应该吗？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功人物，享受了自由给他们无穷的机会。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坚定与聪明，或许也没那么狡猾与冷漠，他们看着周遭的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他们通过什么来抚平自己的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也终会意识到，他们无法分享到整体社会经济的成长，也变不成那些成功者中的一员。
黑河市也有这种失败的情绪。我的朋友朱秀峰1992年分配到这里时，流行着“南深北黑”的说法—南方的深圳因香港而腾飞，而黑河则因濒临俄罗斯而繁荣。但说法没变成现实，深圳一直在上升，而黑河甚至半飞都没发生。
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贸易和性是黑河的缔造者和繁荣源头。俄罗斯的皮毛和俄罗斯姑娘的臀部，都引人遐想。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糟糕的交易记录，摧毁了双方的信任，很难说双方谁更值得指责，这其中有今日的摩擦，也有昨日的屈辱，遥想当年，黑龙江北部那大片区域，不都归中国的统治吗？
对于我们这些不常在旅途上的人来说，陌生的景物与人群会迅速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被这些信息所填充而暂时忘记自己。这是人生的幸福时刻，你忽略甚至遗忘了自己。但几天后，旅行的感受开始减弱，陌生的广告牌、庄稼地、建筑物不再带给你新的刺激，你开始觉得一切都有点似曾相识，然后开始有点厌倦和视而不见。你会喜欢上坐长途汽车，在8个小时里，你看着车窗外景物的变化，头脑中若有所思或干脆空空如也，你会庆幸你既观察着外界，又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并且随时走神……最初的旅行目标也模糊了，你想发现这个地方的历史、风土人情的变化，和周边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感很快就让位给有点琐碎化的感受，你担心赶不上下一趟车、被酒桌上的盛情耽误了整整半天，被旅伴夜间的鼾声弄得整夜不眠，与本地人交谈没发现什么独特的经验，谈话经常是碎片的，你不知道从中能获得什么……你到了北部的黑河，中俄边境的感觉没那么显著，这个城市看起来和中国其他小城没什么区别，除去每个店牌下面多了俄文的标志，售货员讲俄语，夜晚街道上多了一些拿着酒瓶子的俄罗斯男女，其他似乎都一模一样……当然，黑龙江宽阔、深沉、神秘，但是站在黑河的江边花园中，瞭望对岸，除去建筑更稀疏，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就像是从长江北岸望着南岸……
这是多么可怕的感受，似乎你跑出了上千公里，就是为了再度印证所知的一切，似乎黑河市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雅宝路。
我们还是到了爱辉—这趟旅行真正的起点。我一点也不兴奋，缺乏耐心地参观完爱辉博物馆，1975年建立时它最初的名字叫“爱辉反修展览馆”。在一次午餐上，我听到的关于中俄未来关系最精彩的一个假设是，中国男人应该更多地前往俄罗斯，让俄罗斯女人生下更多我们的后代—人口数量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在镇上一户老太太家里睡了一觉，她的爷爷100年前住在江对岸，是江东六十四屯那场著名的屠杀的幸存者，拉着马尾巴回到了黑龙江这边。
自序
向南方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卖气球的小余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不稳的生活、
陕西的新故事
从上海到西安
陕西的新故事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煤老板的际遇
台湾素描
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
躁动的夜晚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寻找自己的故事
台南的老人
变动的时代
对话江丙坤
醉酒的高信疆
一颗坚硬的石子
激越的岁月
刺杀者
桐城的吴越
被遮蔽的陈独秀
从秋瑾到章子怡
钱穆的中国
他们是哪家公司的
失落的一代
小镇青年
老黄与小黄
非洲小镇的8月8日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武大往事
无根的丹青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嗨！Ju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