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等书。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总理温家宝深感不安的问题。西方的研究咨询机构也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印度。本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结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给现在的大学生和执掌高教改革的官员描绘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线图，使有心者能够按图索骥，共同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定价：32元
目录：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淘粪乃国学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以讨论班为例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学生“淘粪”让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通。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和《掏粪乃国学》，都收到本节的附录里，供大家参考。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所谓大学生“淘粪”并非准确的新闻。人家企业招收的是化粪池业务员。但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就不能沾一个“粪”字。我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指出大学生有些淘粪的经验，比学什么高尔夫对人生要更有意义。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后，引起一些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条说：“你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先去淘粪试试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忆的一段。
我“淘粪”，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住在32楼。当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楼有三四十个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厕所就两个。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几道墙横向截断，下面则是通着的；而且冲水系统经常失灵，大便池也频频因超载而被堵。一天下来，二百多人的粪便，就堆在这两道坑里。晚上即使停电，你也不愁找不到厕所，反正老远味道就闻到了。原来一直是工友负责清扫，后来学校也许是想让学生锻炼一下，顺便给低收入家庭的同学创造些工作机会，就把这种工作向学生开放。我立即报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个月，学校就不让我干了。理由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需要这个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机关当个局长，按级别算高干，在那计划经济的年月几乎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学抢这个工作，实在不像话。虽然失望，也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有些女生宿舍楼没有学生肯干这个，也许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这个架子吧。我于是声称：“男生给女生清扫厕所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去干！”听的人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和我认真。
可见，我对“淘粪”，有着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种。我从小读书不争气。在上中学时，抗日打游击出身的老爹总教训我：“我们当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吗？不要说那个了，我现在一个月170块的工资，你妈妈也是国家机关干部。咱们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挣多少，三十几块。再看看农民怎么过，你都想象不出来。换了人家的处境你能行吗？”等进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农村来的室友们，是在油灯下读书考进来的！由此，我心里渐渐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时，我对北大人那种自负也渐不以为然。那年月上大学不容易，上北大更风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时，在北京27个考生才有一个能被录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门时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几岁的孩子，能不飘飘然吗？许多同学，大概都是这么越来越飘，自以为是国家栋梁了。但时间一久，这种北大文化就让我生厌，觉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几。怎么才能知道呢？还是从清扫厕所开始吧。
我总说，大学是一个人的“精神账户”，你一辈子都要不断回来“提款”的。大学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我“淘粪”的经验也不例外。这种经验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和最穷最苦的人都一样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兴兴地干。生活为什么不能从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岁时，因为人生事业的突变，夫妻双双决定学英语出国读书。妻子天赋高过一头，1993年就到耶鲁读博士去了。我则托福考得不理想，哪个学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着陪读出来。当时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千万别出来呀！你在国内多少还是个人物，出来则什么都不是，给老婆做做饭而已，况且经济上没有保障。20出头还可以，但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你受不了。许多人像你这么出来的，后来压抑得不得了。”我则不明白：为什么20出头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还不是个架子问题吗？我不端这个成功人士的架子，执意出来了。记得当年同机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读去的，只有我一个是男士。她们戏称我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来美后，确实看到许多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国内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则每天欢天喜地，称自己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我是个能“淘粪”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摆，有什么机会都要试试，而且都很珍惜。结果时间一久，反而大有收获。我打过几天工，还挺高兴，体会不到从给报纸写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开始学日文时已经36岁，身边坐着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沦落”了。读博士最后那两年，因为小女出生，又没有正式收入，还跟着穷人排队领过食物券。“9·11”的场面，就是在排这种长队时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些都被我视为可贵的人生经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则多是淘不了粪的。特别是三四十岁，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国内又是个“人物”的，一出来适应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读常青藤的机会，还觉得年纪一大把地当学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废了自己。
如今这80后，不仅是独生子女，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经历过匮乏和贫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产阶层子弟）。2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像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50万之众的水平上，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说，亦有各种特权，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换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干部编制了。想想看，明清两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万秀才，几百年、十几代下来，大致也是快千万人了。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当时帝国行政最低一级大致是县，全国就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可见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挤破门，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要想当官，必须成为举人才行，而且即使是举人，饭碗也没有保证。那么，当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对社会贡献又如何呢？当时地方政府的吏治之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考了高分、当了官的人，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而在接近千万之众的秀才中，既没有官做不说，大部分也没有其他成就留下来。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算是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甘心这么做的，还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大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心思都在科举上，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农业国家在这一时代的农书数量非常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氏农书》也就更显得珍贵了。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是否有科举的功名不甚清楚，但显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为当地之大户。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说他是个成功的农业CEO，绝非言过其实。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淘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粪池，使得水田得益，产量高不说，也使环境清洁。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特别是包士臣，诗词文章俱佳，书法也颇有成就，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虽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做官”的“事业格局”。在科举之下，你当官的正途是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被派个官做。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在法律、财政等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没有任何训练，甚至因为不通方言，和当地百姓无法直接沟通。中国古代政治之破败、官僚之无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比如，几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为北大毕业生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称北大学生都是国家一流人才，毕业后应该被各用人单位争着来抢才对，怎么竟然还需要自己写简历找工作呢？从科举传统上看，这样的想法确实名正言顺：你考得高，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国家栋梁之才，做的官就应该大，这叫“野无遗贤”，是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盛世表征。让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讨个饭碗，甚至从最低层的贱业干起，则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难怪，有的大学已经把高尔夫列为必修课，理由是高尔夫是成功人士的修养，自然也是成功的阶梯。不错，以中国土地资源之紧缺，打高尔夫确实是富人奢侈、摆谱儿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总得先教学生怎么成功，再教他们成功后怎么摆谱儿吧？再形象点地说，你总得先淘粪、杀猪，再学怎么打高尔夫吧？
现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科举制度下那种以考试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名校的牌子说明不了什么。20年后没有人会在乎你年轻时在哪里读书，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须从基层的事情做起，必须“什么都能干”，必须以实际的业绩“证明自己”。第一个工作，就是给你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和别人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学校还拿出大量资源帮助他们写简历、包装自己。所以，大学毕业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美国很难成为新闻。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讲到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这种经营哲学，中国的许多企业其实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学到了。它们已经摆脱了那种要把高位直接送给新科状元的旧观念，不愿意把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管理层上当白领，而是要先让他们在最基本、琐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比如招“硕士猪倌”的企业，虽然招的是管理层人员，但要求新来的员工从亲历杀猪卖肉中积累工作经验。这次的大学生淘粪工，其实是“清淘化粪池业务员”，是否真要去淘粪从新闻里看不出来。但在我看来，这些业务员还是亲身经历一下清淘粪池的过程后工作才更称职一些。我们的年轻学子，其实学得也非常快。几年前，在一个招聘会上，一位自称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学生，在被用人单位问及“是否可以扫地”时勃然大怒，斥责对方不知道尊重人才，还获得了媒体的普遍同情。如今，杀猪、淘粪这些“贱业”，则颇获大学生们之青睐。看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良好的生存本能。反而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跟不上趟。
如今大学生杀猪、淘粪等，闹得舆论鼎沸。从事此道的年轻学子们，心理压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举世谤议的压力下，方能显示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来，那些顶着社会偏见，在此业中宠辱不惊、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当大任。有眼光的企业，要盯着这样的人才。
附录：淘粪乃国学
最近因为某企业以高薪招聘大学生当化粪池业务员，闹得媒体沸腾。我写了一系列文章为大学生“淘粪”辩护，讲到这种基层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是如何锻炼人，等等，道理已经很清楚。不过，许多读者非常愤怒地质问：大学生从事粪业，岂不是浪费人才？言下之意，大粪里没有学问，配不上大学生的训练。
这种心态，反映出了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观念是如何病入膏肓。试问：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研究国学，是不是浪费人才呢？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成为石油勘探的业务员，是不是荒废了学业呢？要知道，淘粪不仅有学问，而且是门“国学”，甚至应该“申遗”。
先说淘粪为什么是国学。国学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本国的学问；第二是外国没有，或者外国虽然有却没有我们这么发达。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讲课，每讲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就不免自豪起来，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国学。美国学生不服气，马上问：“这有什么新鲜的？基督教传统里有‘黄金定律’，讲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学，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国学呢？”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不免一愣，马上给自己解围：这证明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是相通的，这说明普世价值确实存在。
不过，一讲起淘粪来，那些美国学生就没有办法挑战了。讲淘粪比讲儒学更让我为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自豪。我问学生：在工业化以前，你们西方的土地能养多少人？我们中国的土地能养多少人？17、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被历史书吹得神乎其神。但宋代江南的亩产如果按卡路里含量计，比中世纪英格兰的亩产高了几乎三倍。即使比起所谓“农业革命”后的英格兰，也快高出30%。法国年鉴学派的掌门人布罗代尔对亚洲特别是江南的稻米经济大为惊叹：“稻田就是工厂！”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一块地种了一年就得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否则怕是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亚洲的稻田则全然不同。他引述欧洲传教士的话：这里不仅每一寸地都被耕种，而且一块地一年种两季！
这样狠地使用土地，怎么就不怕地力衰竭呢？关键还在于用粪。中国自古便有“惜粪如金”的话。翻开《杭州府志》就知道，在杭州经营粪业的公司叫“金汁行”，淘粪的规矩很多，各家竞争必须信守条例。在北京，1949年以前城门外布满了粪厂。市内各区的粪成色不一，富人因为饮食考究、蛋白质摄入量大，进而粪中油水大，其粪便价值高，被有势力的大粪场所垄断。日本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江户时代作家马琴的日记中记载，他一家七口（五个大人两个小孩），所产之粪被一家农民包下来，定时前来淘粪不说，而且每年一个大人的粪价值五十个茄子，逢年过节外加若干新鲜蔬菜。江户的房租，则会随着房客的增多而下降，就是因为房客产粪。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
我并不是说西方没有淘粪术，但远不如中国或者东亚社会这样复杂精到。大粪对于当时的农业，如同石油对于今日之工业，乃能源之命脉，学问大得很。当时中国和日本人口之密集，是欧洲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妨想想：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这么多密集的人口，卫生如何维持？看看当今世界，世界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干净的饮水。可是，如清人包士臣所描述，南方人清理粪便及时，修建粪池，环境就比较干净。这一点后来在20世纪初也被日本的调查人员所证明。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还是发生在日本。19世纪70年代，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要把新都东京建设成世界一流城市，希望模仿伦敦这一帝国之都，修建自来水金属管道系统，并以重金请来了设计伦敦系统的著名工程师R.W. Atkinson。R.W. Atkinson先测试了东京所用的传统竹筒供水管中的水质，然后告诉日本人：“你们的水比伦敦的还干净，要伦敦的系统有何用？”这一惊人现象背后的关键，还在于日本人如同中国人一样惜粪，清理迅速，很少有环境污染。只是明治时代对西方崇拜过分，对自己的国学有所疏忽。
如上所述，淘粪是东亚乃至中华文明之基石。没有这种独特的淘粪产业和技术，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自然也不可能有从宋到清的经济繁荣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今我们有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国宝，因为他精通吐火罗文等，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完全拥护。但是，淘粪难道不和中华文明关系更大？淘粪当然是国学，而且值得申遗。和我们能竞争的，也就是日本等几个东亚国家而已。另外，在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今日，粪学更有现实意义。粪不仅可以作为再生的肥料，而且也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人口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奇大，粪的价值也就更高，可惜却被白白弃置。无怪乎在加拿大教书的Vaclav Smil教授靠研究大粪而著作等身，而且建立了广泛而崇高的国际声誉。他研究的重点地区就是中国。他一再呼吁，如今世界最大的资源浪费之一，就是对大粪的浪费。可见，这种国学，我们不研究，人家会如获至宝地拿过去研究。难道这样的学问，不值得大学生问津吗？难道这样的行业，有点文化的人就不能沾吗？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从来没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我说：“薛涌，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北大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几年前，一些关于麦肯锡（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这几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300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麦肯锡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的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做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做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 Weakest Link：For the Sake of Business，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质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竞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大量白领的工作外包给印度，但以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中国很难像印度那样抢到这笔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报》上还撰文指出，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词，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显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做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最被国内媒体忽视的，还是麦肯锡报告指出的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大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几年前对“读经运动”的批评中也已经指出来。再看近年人大国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应就是上课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我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避而不谈。
以讨论班为例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
这个讨论班是耶鲁著名的课程之一。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一般是四个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个小时，教授各自讲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小时则是大课问答，主要是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时人数可达二十几人）提问，教授边回答边讨论，谁都可以插话。第三个小时，访问学者退场，学生分小班讨论，四个教授分散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那天讨论，正好James Scott教授和另一搞农业技术的林学院教授在我们组。我被轮上当主持人，即对所读的书提出概观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导性的问题。那周读的，是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经典著作“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Languedoc的农民）。该书的主题是14—18世纪这400年间法国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变动。他大致的观点是，这段时期农业停滞，土地上的产量没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长就下跌，无法突破马尔萨斯的铁律。究其原因，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技术进步的能力，等等。当时我是博士课程第一年，英语还非常差，而且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法国史的著作，300多页，加上其他两门课还有大致相当的阅读量压着，根本读不完。如此主持讨论，心惊胆战。
不过，我马上发现，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提出一个话题：作者仅仅提出没有技术进步，但没有分析原因是什么。这似乎和年鉴学派的基本信念有关：基层社会这种“长时段”的缓慢演进，如人口、生态等，是历史最本质的深层动力。政治层面的变化（传统史学的主要题材）则是短时段的、浅层的现象，很难影响长时段的历史。人类不过是长时段的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态和技术的时代限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像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徒劳的。真是如此吗？我引述彭慕兰的一个研究，指出在20世纪初的山东，有改良的棉花种子，但当地一些社会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当地村里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引进了改良种子，村民得到了实惠，就都跟着那些带来新种子的人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抵制新技术。由此我进一步提问：法国农村没有技术进步，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长时段历史的缓慢节奏所导致，还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政治上的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此论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 Scott兴致尤高，马上引述其他例证对我提供支持，说二战前美国海军将领拼命抵制新技术的运用，生怕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这一代不懂新技术的人会被新一代替代，结果影响了美国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见，技术是否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技术本身来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堂本应该上到下午5点的马拉松课程竟然没有能够按时下课。经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门道，自信了许多。反复磨炼的结果，使自己的创造力大有长进。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
这种讨论班，挑战着我们的整个教育观念。几年前我和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他因为招生考试太博而罢招，我则说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要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等几项基本能力。因为你看看美国的就知道，学生入学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养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里，关键看你会不会读，会不会写，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贺教授对北大法学院新生讲话，提到这次辩论，在介绍我时，用不无嘲弄的口气说我是个“什么都写”的人。可见，在我们的一些教授（甚至许多和国外接触频繁的教授）看来，“什么都写”显然是不严肃、不深刻的同义词。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国大学的讨论班试试就知道，前后左右坐着的，常常是非“本专业”的人，讨论很快就脱离具体学科。你对人家讲的问题一无所知，就插不上话。最好还是什么都能谈。这也无怪James Scott这么一个研究农业社会的专家，一下子讲起美国海军来能振振有词。其中道理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我前面已经讲过，你接受法学院训练时，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干细胞研究这回事，但当了法官，马上面临干细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说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个“什么都弄”的人，因此拒绝受理吗？教授这样的态度，自然影响到了教学。看看我们的大学，学生缩在狭窄的专业中，听那些只知道自己专业的教授满堂灌。我当年上北大，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一走进课堂，就像进入一个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世界。在那里随着不闻世事的老学究梦游一小时，出了教室门，才算回到现实中。这样的教育，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到了社会上，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什么都涉及，你必须准备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战。学生守着自己的学科，没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训练，没有讨论班刺激出来的创造欲，能够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书，才充分尝到“什么都写”的好处。因为“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这几年“什么都写”的经验，等于把在中国大学中错过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补回来许多。生活是活的，历史也是活的。“什么都写”之后，看历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给学生讲希腊史，讲起希腊的军制和同性恋问题，我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从美国自克林顿上任以来对同性恋是否可以参军的辩论谈起。在现代的许多美国人看来，同性恋参军，把军队内的性关系搞乱了，影响战斗力。可是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同性恋组成的军队最强大。因为任何一个战士，在自己的恋人面前都会表现得神勇，捍卫自己的荣誉，而且彼此生死与共。同是民主社会，古典和现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为什么？这么一讲，课活了，历史也活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帮助学生用历史批判现实，以现实批判历史。
最近国内一位博士生给我写信，说现在大学里也开始学美国，办讨论班。但是效果不好。老师不会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导话题、提供有价值的评论，学生发言也没有质量。反而不如大课的信息量多。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大课里灌出来的。如果除了自己的专业外，“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想的话，面对讨论班当然不知所措。学生的背景各异，生活经验不同。老师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生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中挖掘洞见。比如我和学生讨论的时候，明明讲日本的事情，学生突然扯出美国的东西来，大谈西奥多·罗斯福。怎么办？我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奥多·罗斯福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位学生把他和课上的讨论主题联系起来，然后才可以引导讨论。如果只守着东亚的领域，不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谈的问题的相关性，那还怎么能够帮助他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中挖掘洞见呢？
（连载完）
目录
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大学学什么？/ 003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 011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017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031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 046
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 061
“陋室”求学/ 065
当年北大之“陋”/ 067
在北大学当“君子”/ 069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073
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076
淘粪乃国学/ 081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085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085
以讨论班为例/ 087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 090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092
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094
第二章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103
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108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 111
北大就是个雅典/ 116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120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 125、
北大和清华/ 129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132
通才教育可能吗？/ 135
听讲座胜过听课/ 140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 144
英语白卷上北大/ 145
美国人是什么？/ 148
搬进留学生楼/ 154
从考研到就业/ 163
第三章 北大应该怎么办？
什么是精英教育的实质？/ 173
精英大学必须采取寄宿制/ 176
北大拆了旧宿舍建什么？/ 181
没有三角地的北大不是北大/184
谁来拯救我们的大学？/ 187
北大清华在东亚的地位/ 190
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 192
名校的距离/ 195
中美大学怎么比贡献？/ 197
考研困境说明了什么？/ 200
美国教授的工资单/ 202
阿忆挨骂，是在替体制受过/ 205
给北大新闻学副教授阿忆上一堂新闻课/ 207
校园游客/ 209
北大的改革开了危险的先例/212
第四章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的智力下降/ 219
人口的智商结构与大学对精英的选拔/ 219
弱势阶层提高了常青藤的智商/ 222
“教育如衣”导致了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225
中国人为什么迷信大学？/ 228
破除专业教育的迷信/ 232
读书无用论和不读无用的书/ 235
“硕士猪倌”乃我时代之先锋/ 237
西方教育真是“知识交易”吗？/ 240
学生叫导师“老板”是哪国的规矩？/ 244
小心什么样的西方诡辩术？/ 246
中国的大学必须降级/ 250
让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 252
大学需要赢利模式/ 255
保密与告密/ 258
第五章 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以高尔夫和博士为例
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263
怎么培养败家子？/ 266
高尔夫错在哪里？/ 268
朱校长，何不食肉糜？/ 271
我给大学校长们扫精英教育盲/ 273
打高尔夫能让你成精英吗？/ 276
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 280
高尔夫球场与大学体育/ 282
莫用公款培养宋徽宗/ 286
博士生：你何必钻垃圾桶里？/ 289
博士教育应该外包/ 292
当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博士预科/ 294
博士培养为什么不能“搭美国的便车”？/ 298
奶粉召回了，博士呢？/ 300
第六章 大学的诞生
中世纪的秩序/ 305
中世纪盛期的社会变动/ 310
大学和学院的成立/ 314
知识的权力与知识分子/ 320
附录 他是北大校友里我最佩服的家伙
——专访《草根才是主流》策划人孙勇/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