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先与会议的公关公司打好了招呼，所以今天（4月13日）早上能顺利参加“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圆桌论坛，而会场外很多媒体被拒绝。

“圆桌论坛”其实是中央台的一个节目，在央视每周播出一次。模式是邀请两个嘉宾在台上、一些企业代表和社会名流在台下，双方就一个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台下嘉宾不时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电视看到大约1个多小时的节目在拍摄现场需要三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剪辑之后是否所有的过程都会播放，只是晚上碰上一个佛山的企业董事长，他很兴奋的对我说，早上录制现场他是最后一位对话的嘉宾。

我自己也感觉，对媒体、公众来说，4月13日的议程是此次博鳌论坛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早上有三个论坛，除了上面提到了会议之外，还分别有“气候变化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经济论坛”、“互联网的未来”的两个分论坛。

为了全方位了解，我仍与刘波分开行动。他大约10点从“圆桌论坛”去了“气候论坛”，而我在节目现场坚持到11点，然后去了媒体中心。这里，我不得不对我的同行们表示敬意，在休息片刻时间，那些网络、电视台的媒体都匆忙在制作节目，这里是最忙碌的中心之一。

“午餐会”也是一种对话形式，嘉宾三人分别是《时代周刊》的上海首席记者比尔.鲍威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马斯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樊纲，三人就美国次级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马斯金侧重从学术上论述政府的作用，而樊纲则讲述次级债对中国的一些影响，不过，在我们国内媒体的眼中，他总是在关键问题上用一种含糊的词语表述。我们当然不满足，在其他外国人提问之后，刘波获得提问的机会，我们问的流动性的来源、中国经济通胀和不平衡问题，不过，樊纲仍旧没有给我们满意地回答，可能是我们要求太高了。

最让人兴奋的是下午3点开始的“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展望”论坛。在下午2点40分左右，VIP客厅外面全部是记者，每一次客厅大门的打开总会引发一阵骚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站到椅子上，你可以随便爬到平常不好意思爬的地方，没有人说你，有几个老外过去，他们十分惊奇，问谁在这里？得到答案后，他们也驻足停留了一会儿。

终于等到了萧万长一行，媒体蜂拥上去。从贵宾厅到会场大约有10米，簇拥的媒体让站到椅子上的我也无法看见萧的全身，进入会场的大门没完全打开，而媒体着急往里面挤，一些大的设备被卡在门口，引发一些小小不快和骚乱。

这个圆桌会议是更多是两岸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会议，除了圆桌会议应邀企业外，会场还有很多专程赶过来的台湾企业，两岸关系始终是论坛上最让人关注的话题。事后，我与台湾工商时报两位资深记者进行交流，问他们如何看待此次会议，他们说，“很好，气氛很融洽，其实此次会谈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个融洽的谈话氛围。”

但是台湾一些媒体不这么看，晚上与一位北京来的嘉宾聊天，他在美国公司工作，晚宴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为什么龙永图先生对记者发火？我不知道缘由，就问刘波，他刚从新闻发布会上回来，他说台湾媒体对会议有些相对负面的报道。

为此，工商时报两位同仁就此也进行了解释，他们说，这家台湾媒体的负面报道其实不是此次系列报道中的主打文章，此负面报道只是评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评论放到报纸头版，这在媒体操作是很少的，我想他们是故意的。”

这两位老兄也告诉我，他们特别盼望两岸三通，“每次我们坐飞机到大陆都特别不方便，本来从台湾到上海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要花一天的时间，我盼望两岸三通都二十多年，头发都快白了。”一位年龄较大的同行说。

大会的闭幕式在17点，我认为这真的属于此次论坛最为精彩的部分，对话的几位嘉宾是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中国远洋总裁魏家福、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TCl总裁李东生。会议就美国经济、美国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民主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会后好几个人告诉我，他们以前对鲍威尔印象不多或者不是很好，但此次论坛改变他们对鲍威尔看法，“他讲得真的很精彩”，可能与他脱离了政坛有关系，他终于可以讲一些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