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政府出面买单的时机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各地的济困或平价医院面临的困境？
董朝晖：济困二字，从字面上理解，当是救济穷人。既然是救济穷人，就需要厘清不同群体的收入状态和缺医少药的状态，确保济困落到实处。
我们需要思考，平价医院的模式，是否在大范围内适用？比如说，推广到全国是否合适？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适当的模式？
董朝晖：适当的模式可能会有多种，但我认为机制应该是这样：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在可以获得平均利润的时候，民营资本就会有意愿进入；当民营资本在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仍然不肯进入的时候，政府再出面买单不迟。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到，上海已经对民营资本有所松绑。春节前，上海首次对两家民营专科医院全面放开医保。
董朝晖：这只是一个开端。民营资本的准入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经济观察报：起码，我们会觉得，既然你已经给我发了执照，准许我行医，就应该同时准许我拥有医保资格。
董朝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你对医保部门有些误解。如果你是医保局长，是大买家，你是希望卖家少好呢？还是卖家多一点好？你一定会选择后者，这和你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是一个道理。
对民营医疗机构取得医保资格设置门槛的，是卫生系统，其标准是质量。
但是，我们别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的一句话：不能把管制的结果当成管制的理由。
民营医疗机构质量为什么有问题？这就要问我们背后的机制。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背后的机制有很多欠缺之处。
董朝晖：是这样。
首先是评级问题，这里面包括职称评定和医院的评级。就拿职称评定来说吧，现在仍然沿用着政府说了算的老路，而不是行业协会负责评定。前者说了算的时候，如果你是民营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要想往上升一格，会比公立医院的医师更容易？一个是亲子，一个是养子，父亲倒向哪一边，已经一目了然。
这样，就会阻挡很多人才流向民营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的质量怎么能不受影响？
经济观察报：我们在深圳采访时，还听到民营医院的院长说，他们还遇到税收的问题。
董朝晖：对。民资医疗机构去注册，无非两个选择，一个是营利性机构，一个是非营利性机构。前者可以分红，后者不可以，但在税收上有很大的优惠，同时，只能把账面上的盈利投入到下一个年度的经营。
谁都喜欢少交税，这种机制，因为资产还是你的，你就会很喜欢进入这个行业，从而弥补了医疗资源的匮乏。
但是，现在政府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审批卡得非常紧，大量民资就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经济观察报：结果就出现了谩骂之声，说民营医疗机构光想着赢利。
董朝晖：对这种赢利，民营医疗机构显然没有理由负全部的责任。在西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人员的收入，与营利性医疗机构人员的收入大体相当，前者甚至还要更高一点，因为医院不用上税啊。而它的价格，有时还会更高，这与医院的性质是否营利无关，只与服务水平有关。
这样，就变成了政府让利，引导民资进入，实现更优资源配置的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合理的机制，实现政府让利；和它相比，我们一些表面上是政府让利的政策，最后却变成了与民争利。
尊重民营资本的选择权
经济观察报：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政府应该放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准入。
董朝晖：实际上，放不放开，本来不该是政府的权力，而应是民营资本的选择权。
只要民营资本符合开办医院的条件，那就应该允许它做个选择，向东？还是向西？政府可以指导，也可以如刚才所说，通过让利对民营资本加以诱导，让投资人自己选择，这才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服务型政府。
经济观察报：看来，这些背后的机制不解决，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无法实现。
董朝晖：好在现在“补人头”的情形越来越多，为改革累积了动力。
经济观察报：是否有证据表明，“补人头”比“补砖头”更多。
董朝晖：相关的统计并不很完整。我只提供一个大概的情况：除了之前已经完成覆盖的公费医疗人群和城镇职工医保人群，这几年新出现的城镇居民医保人群和新农合人群也越来越多。前者刚刚开完试点工作会议，要把试点范围从去年的79个城市扩展为全国的50%；后者已经启动了3年，今年要完成覆盖。
相对于以上这些“补人头”（即补需方），“补砖头”（即补供方）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截止到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公立社区医院收支两条线制度只有北京市一家得以全面推行，其他地区只是做了小范围的试点，如上海的长宁区、浦东区；杭州的下城区；成都的武侯区；广东的深圳、东莞市；辽宁的沈阳市、大连市等。
“补砖头”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收支两条线”制度，即使在一段时间内能够适当扩大覆盖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经济内生力量的生长，估计也基本会被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医保预付制所取代。
经济观察报：那么为什么说，“补人头”在为改革累积动力？
董朝晖：道理很简单。民营医疗机构不会采取“收支两条线”制度，只有公立医疗机构才有这种可能。“补人头”，意味着民营医疗机构也可以获得医保补贴，从而在医保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随着民营医疗机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改革的动力也就越来越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