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刘正蓉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学校，搬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享受来之不易的轻松与自由。4年前，她还是一位因欠工程款而被四处追债的小学校长，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

几年前被债主逼迫得不敢露面的不仅仅是刘正蓉一个人的困境。在湖北省中部的当阳市，90多所中小学校长都有“欠债校长”的头衔。在中国的其他省市，这个称呼同样适合那些因巨额债务而焦头烂额的农村中小学的校长们，他们经常被同样心力交瘁的债主送上法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国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这对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升农村孩子入学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个过程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结果，各个中小学因为建设欠下了大笔债务，仅当阳市截止到2003年年底，经核查认定的“普九”欠债总额达3010万元。而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500多亿元。

如今政府开始接下这个“包袱”，中国已经确定湖北、吉林等14个省份，作为首批以省份为单位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化债试点的省份。其他省份，也将选择两三个县开始试点。

湖北当阳更是先行一步，早在2003年，当阳市政府将该市的全部94所中小学所欠债务彻底与学校剥离，划至市财政局、教育局名下，以财政直接支出的方式为这些学校还债。如今的当阳市“普九”化债工作已近尾声，3000余万元的债务将在今年8月时彻底还清。

被告上法庭的校长们

刘正蓉喜欢坐着晒太阳而不是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她说：“早晨10点的太阳是最新鲜最暖和的，看着学生们上课间操，心情很舒畅。”一把小椅子，坐在太阳下的刘正蓉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1998年8月，当阳市河溶镇政府投资360万元开始修建现在的河溶小学，刘正蓉作为法人代表担任了河溶小学的校长。该校于1999年完工并投入运营，并合并了所在镇区的3个村办学校，辐射到8个村的学龄儿童，在校学生达到1200余人，成了河溶镇规模最大的小学。

1986年，中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截止到2007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99%。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中小学开始兴建教学设施，以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求。

而在1988年前后，湖北省曾有一段时间允许在适当条件下生育第二胎，这使得1988年后的生育比例有所提高。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孩子，将在之后的1994年进入学龄期，也就是这个时候，恰逢国家开始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方大面积办学，随之带来入学高峰。

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段时间内几乎整个当阳市都在兴起办学热，村村在办学。1994年最多的时候，整个当阳市幼教就达到了275所、小学251所、初中24所。同时伴随着入学高峰的到来，在校学生最多时可达到10万人，是目前的一倍还多。

此时刘正蓉有数个身份：河溶小学法人代表、校长、语文老师等等。身兼多职的刘正蓉乐此不疲，开始为小学扩建和完善设施四处奔波。“由于建校的仓促，很多设施没有完善，学生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宿舍。”刘正蓉回忆说。

在之后的两年中，河溶小学相继新建了标准化操场、篮球场、学生宿舍和食堂，学生们享受着完善的教育设施。但这个学校也因此欠下了施工方近90万元的工程款。先打欠条，先施工，是河溶小学修缮校舍的唯一途径和方式。“这在当时很普遍，很多小学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刘正蓉说。

当阳市成为当时湖北全省农村县市中第二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但是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在完成“普九”指标的同时，学校和当地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据1994年 “普九”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当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建工程72处，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仅此投资已达300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近千万元的征地、教育设备、图书费用。虽然多渠道筹集资金2100万元，仍欠下2000万元债务。

随后，刘正蓉发现自己陷入了债务困境。由于拖欠施工款迟迟不能兑现，债权人与学校之间矛盾不断升级。起初，债主一个月来一次学校讨债，逐渐演变为周周来，甚至天天来。刘正蓉说：“以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只能每次催款人来学校的时候就躲着，或者竭尽全力拖着，实在不行了就到镇政府去协调，镇政府拿出几千元来暂时平息。”

几千元相对于90万元还是显得过于渺小。债权人过不了几日便又会上门追债，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刘正蓉成了数十个债权人的“目标”。四处躲债，每日在学校逗留不超过半小时，从不进自己的办公室，成了刘正蓉对付债权人的唯一方式。

然而，事实却非刘正蓉躲避如此简单。由于债务额度大，形成的时间又不断加长，导致这种债务关系显得越发紧张。2001至2002年两年间，当阳市的5名小学校长就因债务问题而被债权人送上法庭，刘正蓉所在的河溶小学也在其中，并被法庭冻结了学校资金长达半月之久。

“学校唯一的创收是校门口的一家面积不足30平米的学生服务部，卖些学生用品，年收益在3万元左右。学校没钱，再怎么告，也还是拿不出钱来还债。”刘正蓉无奈地说。

事态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介入而得到缓和。仍然不见还款的债权人与学校的矛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过激行为时有发生。刘正蓉说，2001年在上法庭无果后，债权人派人封堵了学校大门，最终由镇政府出面才得以解决。紧接着，数次的封堵学校厕所的事情又不断发生，学生上厕所只能以就地男生一边、女生一边、老师中间的方式来解决，学校唯一的应急厕所位于教学楼顶层，在此时也投入了使用，但学生太多根本不够用。

据当阳市教育局局长季彬介绍，截止到债务与学校剥离时，当阳市因“普九”欠债而涉及到的债权人达950个，债务最多的债权人仅一人就159万元，最长负债时间已历时10年。

政府接过来的包袱

包括刘正蓉在内，这个巨大的债务包袱是许多人当初并没有想到的。

在2001年之前，中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是以乡镇政府为主。当时对于大量兴建校舍可能带来的巨额债务，学校和乡镇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觉得偿还这些债务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有一棵 “摇钱树”——农村附加教育费。

农村附加教育费 （按照农民个人年均收入的3%标准收取，以人头为单位）这笔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仅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阳市每年的农民附加教育费收入就可达几千万元之多。“再加上向农民集资的一部分资金，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普九’校园建设的需要。”季彬说。

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个 “摇钱树”不久后就倒掉了。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出台，农民附加教育费于2002年被废止，雪上加霜的是向农民集资也随之被中央政府叫停。

没有了这两笔资金支持，校舍建设很快陷入了僵局。困难之下，“普九”校舍的建设资金更多的只能依靠拖欠工程款、向学生借贷 （一个学生200元）、向老师借贷来自给，这3笔欠款成为后来“普九”欠债的主体。但比较之前的农民附加教育费和农民集资，这些收入并不能还清巨额的债务。

资金的来源成了难题，而此时支出却并未减少。除了新的建设项目的投入，老的项目的维修也成为一个“销金窟”。当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解释说，当阳市1994年3月份向湖北省提出“普九”工作的验收申请，其实此时全部校舍并未建设完成。“这导致校舍建设仓促、校舍简陋，为之后的大面积维修、扩建埋下了伏笔。”

旧的债务没有及时偿还，而且伴随着新的建设，债务不断膨胀，成了“滚雪球”式的累积。

政策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中央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并将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明确到了县级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市县政府是“普九”债务还债的责任主体。

第二年，当阳市政府对全市114所中小学校施行债务清理锁定，并将中小学债务从学校剥离出来，由市教育局、财政局代表市政府接管债务，并与债权人重新签订偿还合同。制定了分6年偿债的方案，截至到2008年8月还完全部债务。

这让刘正蓉解脱了出来。她眼下过得比较轻松，晒太阳不用担心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在她手中一份名为《当阳市中小学债务偿还合同》中，记者看到债务单位已由原来的河溶小学，转变为了现在的债务单位——当阳市教育局、当阳市财政局。其中规定学校所欠债务，从2003年8月开始分期偿还，至2008年8月全部偿还完毕。

同时解脱出来的还有周华平。他是当时河溶小学篮球场的施工负责人，也是曾经的堵门、封厕所事件的参与者。他为自己以前的行为解释说：“以前河溶小学欠我5万多元无法偿还，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政府于去年分两次支付给他5万元欠款。

从2007年起，中国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债务的长效机制。去年为支持地方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补助资金60亿元人民币。到今、明两年，这一数字还将增加。

而地方政府偿还巨额债务的钱将来自地方财政，据当阳市财政局副局长熊元静介绍，自2002年债务剥离开始，市财政局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偿还“普九”欠债，这笔债务支出则直接从一般性财政预算中直接支取，以直接支付的方式划入债权人的银行卡中，每年的8月份是支付日期。今年就将全部支付完毕。

熊元静强调说，当阳市财政承担起的“普九”化债工作，并非局限于“普九”期间产生的债务，而是将之前所有阶段的一切债务都承担了起来，共计3000余万元。

无债一身轻后，政府开始警惕出现新的债务。当阳市政府对今后的学校建设资格作了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认证体系。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以前学校建设没有准入门槛，一个协议一句话就可以施工，造成了很多隐患。未来则不会，如规定小学1000元、初中1万元、高中5万元以上的投资需上报市财政局、教育局审批，小学1万元、初中2万元、高中2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报市政府审批。凡是不按程序报批的，一律不安排资金，并不得列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