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溜/文

一

1995年3月25日，北京隆福商业大厦迎来一位令它头疼的顾客——22岁的青岛小伙子王海。

隆福大厦是北京第一家使用中央空调、第一家采用自动扶梯的商场，在1990年代，它被称为北京商业“四大金刚”之一，是贸易部钦定的“中华老字号”和“中华名店”。

在隆福大厦的二楼电讯商场，王海的目光扫过包装精美、标价85元一副的日本索尼耳机时，发现耳机的合模缝处有小毛刺。面对如此明显的瑕疵，要在往常，王海早就掉头不顾了，他买东西一向很挑剔，力求完美。然而这次，王海让售货员把耳机从柜台里拿出来，仔细看了看，越看越觉得像假货，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买还是不买，王海犹豫了。万一是真货，买回质量这么次的东西，也太亏了。如果是假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他能够获得一倍的赔偿。

上个月，王海陪表弟来京赴考，闲极无事，一天在书店中翻到一本新出台的《消法》。正在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的王海发现了新《消法》的特别之处——多年来我国民事法律的赔偿原则是损一赔一，而新的《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加倍赔偿。接着他又在北京电视台一个“悬赏打假”的节目中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号召消费者利用《消法》第49条来向售假者索赔。

近半个钟头后，他下了决心，掏出170元买了两副。他安慰自己说，不要紧，反正也就一百多块钱。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购假索赔，他觉得这该是件很好玩的事。

接下来他先找消协。消协回复说，要找消协投诉须先到技术监督局做商品鉴定。技监局工作人员说，他们得送耳机到索尼公司鉴定真伪，一般要三个月才出结果。王海要了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地址，决定自己去做鉴定。工作人员很是不解，一再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肯定王海手里的两副耳机是假冒产品，因为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没有这一型号。然而，对方拒绝向个人开具书面证明。

到此时为止，王海两天来的开销，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便获得加倍赔偿的170元，他也还是赔了。

于是王海动员他的表弟大刚再去隆福大厦买了10副假索尼耳机。他本打算和表弟分头到工商局投诉，但他表弟不好意思，怕人笑话，怎么也不肯单独前往。

3月28日，在表弟不情愿的陪同下，王海带着12副耳机和购物发票找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按新《消法》加以赔偿。一个月后，东城区工商局告诉王海，索赔不属于工商局行政范围，只能进行调解。工商局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前两副耳机，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另外同意给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拒绝作出让步，事情僵持着。首次出手并不顺利，然而王海没有打算就此罢手。

二

5月1日，王海回到青岛老家。他是家中的老大，小时候练过散打，不过他谦虚地说，“功夫一般吧”。

1980年代中期，他父亲在青岛郊区办了一家树脂雕塑产品厂，产品大多销往韩国，1998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直接波及到他们家的工厂，导致厂子关门。

王海自1989年初中毕业后便帮家里的厂子打理业务，生意往来中的各种纠纷，使他感到了学习法律的必要，从1992年起，他参加了一个法律函授班。

王海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甚至有些腼腆，他的思维与行事则非常理性。

1995年在青岛的几个月里，他整日思索着向隆福大厦索赔这件事情。《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受《消法》保护。第6条、第9条规定“消费者有监督权”。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那么商家售假算不算欺诈行为？哪些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消费者又如何行使监督权？知假买假再举报算不算监督，可不可以要求加倍赔偿？新《消法》在这些问题上表述模糊，这些模糊之处使得购假索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争议。

不久，《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获悉王海索赔之事，与王海取得了联系。8月4日的《中国消费者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的报道，对王海索赔一事进行了讨论。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力挺王海：“当今假货猖獗肆虐，所以起草《消法》时就考虑到鼓励消费者向贩假者开战。设立加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靠买假货发财。这个消费者很聪明，也很勇敢，应评他为1995年最聪明的消费者。”

报道出来后，《中国消费者报》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和电话，接着又连续发了三期讨论文章，有很多人支持他，也有人说他是钻法律的空子，一时莫衷一是。

9月1日，《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出台，对《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并列举了15种欺诈行为。

身在山东的王海备受鼓舞。他考虑得很长远，“假货横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欺诈行为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打假会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这是个机会，而且没有太大风险”。他打算从购假索赔入手，进而成立公司，把打假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9月下旬，王海怀着希望和决心，单枪匹马杀回北京。这一次，他将在北京搅起一场打假风暴。

三

王海确实是最聪明的消费者，他敏锐地摸到了这个时代的软肋。

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统计，1991年全国的产品合格率为80%，1992年和1993年为70%，1994年为69.8%，1995年为65.9%。几年间，产品质量急剧下滑，由此造成的假酒中毒、假药夺命、假种子坑农等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发指。

像隆福大厦这样的名店出售假货并不是鲜例。1994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曾派出几路记者跟随工商、技监等部门对全国十大商场进行抽查，几乎没有一个商场没有问题。北京另一家很有名的商场，竟有一整排柜台的商品不合格而被清空。

因此，从1995年9月到11月的50来天里，王海横扫北京十家商场，购假索赔，斩获颇丰，共得到赔偿8000余元。王海相当精明，除了第一次购假耳机是自己出钱外，之后的所有购假行动他自己再没有出过钱，而是由合作媒体提供资金，或是有朋友愿意出资，获赔后一人一半。他的购假经验是，要去固定的商店或商场，要找能鉴定的产品，还要仔细衡量成本、风险及收益。他说，“购假索赔是一件纯理性的工作，并不复杂”。

索赔过程中，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敌意、蔑视和恐吓。他曾被人揪住衣领威胁，“小子，你把这个当饭吃了是不是？你X的怕不怕有人弄死你呀！”他的BP机上时常出现“马上去八宝山”之类的留言。

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次索赔还算比较顺利，一是因为《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刚刚出台，商家、经营者来不及反应，一时间找不到应对举措，二是媒体的曝光使商家不敢拖延。

11月24日，由中消协和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主办的 “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京召开，头戴棒球帽的王海作了名为《我的困惑》的主题发言：“我不但受到了个别执法部门的冷嘲热讽，而且还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指责和反对。我不理解……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与会的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老总激辩 “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并称此为“王海现象”。会上有官员呼吁，“千万个王海站出来！”

从11月起，《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北京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纷纷对 “王海现象”作了报道。王海成为了热点人物。

也正是在那次座谈会之后，商家们达成了攻守同盟，能不卖就不卖，赔偿能拖就拖。具体应对王海的防范措施是：下发报纸，发放他的照片，并提防类似的购假者。有记者去王海购假索赔过的商场采访，其中一位老总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把他 （王海）抓起来了吗？”

12月初，在拖延8个多月后，隆福大厦终于同意向王海加倍赔偿后买的10副耳机，并承诺凡有顾客买到假冒商品，经确认后，都可按《消法》加倍赔偿并奖励100元。

12月2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王海为“中国打假第一人”，并奖励5000元。

四

声名大振的王海，购假索赔之路更加艰难。1996年初，广州某电视台邀他去广州打假，他到之前，广东商界便发出“狼来了”、“刁民来了”的警告，并开会研究对策。王海到后，从各大商场买了3万余元假货，众商家达成一致，不仅不赔，连退货也不让，他只好将那几万元的货物寄存在朋友那儿。

他到杭州，到南京，到全国各城市打假，所到之处，商家无不恐慌，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他的照片早就派发到营业员手里。从此王海戴上墨镜出入公共场合，像名私家侦探。

独自一人对付结成联盟的售假商家，无异于胳膊拧大腿。王海深思熟虑，总结个人打假的局限所在：一是有争议，“争议来自经营者利益集团和一部分纯理论型学者”，争议虽不至于给他带来困扰，但会降低索赔的效率；二是长此下去，跟收益相比，财务风险、人身风险比较大；三是个人打假虽能在流通流域打击售假，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造假，治标不治本。

1996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赤手空拳的个人打假时代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进入公司化、专业化的打假运作。他的公司主要接受企业委托打假。公司的第一笔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王海跑了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在受雇为企业打假的同时，大海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公益性的打假行动。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于是王海派业务员分赴各地调查，发现一个当年在福建省莆田县秀屿镇街头卖耗子药的家族，与各地上百家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滥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性病诊治”集团，每年从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数千万元的暴利。王海在媒体上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底卫生部下文取缔各地游医。有人估算，此举每年可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

王海屡屡邀请相关执法部门一起打假。他曾协助温州公安局查处了全国最大的造假拉链案件，造假工厂年产假拉链10多亿条；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近2000万元。他还与美国一家负责全球打假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在中国的打假业务。

招人忌恨的王海，也曾遭人陷害，百口莫辩。2000年9月，王海在南宁砸了酒店的桌椅，被带到派出所后又砸坏了派出所的门和玻璃。媒体惊呼，“王海疯了”。其实事出有因。

事发前王海正在西安追查 “津成”伪劣电线，并取得了重要证据。这项“津成”伪劣电线的调查是大海公司从1999年就开始着手的一项公益打假行动。这时王海接到南宁一家报社邀请，说有个叫王通的打假人自称是王海的哥哥，请王海过去辨认真假。王海到后，确认是骗子。王海发觉自己上了当，愤怒异常，因一点小事与酒店服务员争吵起来，一怒之下砸了东西。警察叫来南宁那家报社的记者，前一天刚采访过王海的记者竟说，“我不认识他”。一向冷静的王海举动失常，他在大雨中脱光了上衣，并踢坏了派出所的门，直到亲友们赶来把他送入医院。

南宁“发疯”事件使王海一度沮丧，但他没有放弃对“津成”的追查，前后历时4年。2003年，涉嫌偷税漏税、制售伪劣电线的大连“津成”副总经理王铁庄被关进了看守所。

五

王海有条不紊地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社会活动家。
2000年底，大海公司开始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不久，京城有名的房地产业律师秦兵找王海合作。王海、秦兵与舒可心组成了3人研究组，帮助业主进行房产维权。

2004年两会期间，王海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最终落选，他表示5年后还会参选。他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当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打假12年，他更希望能够影响保护消费者方面的立法。如今的造假水平跟19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以前都是些小商小贩小作坊，现在更多是名牌企业造假。欺诈行为更多，一些国外大品牌都搞欺诈”。
然而制度设计与立法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改进。“工商执法仍然是趋利性执法，没有便于监督的制度设计，比如没有举报回执制度，对举报不作回复，这是行政不作为；也没有结果抄送制度，这就给地方保护提供了空间。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立法方面缺乏必要的话语权。”王海说。

2006年6月，“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成立，组织志愿者接受热线投诉，搜集有关欺诈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为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

六

王海冒出来后，全国各地果然有成百上千个王海站了出来，甚至催生出了打假人这一新兴职业。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二三十人，如湖北的张磊、河北的郭振清、湖南的喻辉、天津的林枫。他们有的独走江湖，有的联手作战，还有的成立调查公司，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当1995年秋天王海在京城频频出招时，后来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二人的刘殿林正身陷维权诉讼中。刘是河北唐山人，他花17万买了一套住宅，住进去才发现房子离开发商的承诺相距甚远。他联合41家住户将开发商告上法庭，一审败诉。

1996年，王海现象持续高温。此时刘殿林已为地产官司耗去了不少钱财。刘殿林干过6年武警，当过公务员，又下海经商数年，他从王海 “双倍索赔”的做法中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说：“刚开始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一来社会、媒体关注比较多，二是为了利益。到1997、1998年，向我求助的人很多，他们投诉无门，找到我后，我通常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从此心态上有了细微变化，意识到可以帮别人，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

1996年6月到1998年3月，刘殿林逐渐名震唐山。1998年“3·15”期间，他到北京拜会王海，之后便留在了王海的公司，跟随王海走南闯北，迅速成为业中高手。

他自称为“笑面狼”，性格外向，集“匪气、豪气、霸气”于一身。面对向商家索赔时他笑容可掬，一进门便笑说：“不好意思……”,索赔成功后笑着出门：“给您添麻烦了……”,即便对方怒了，他也面不改笑地说，“没关系，咱们法庭上见。”

他从来不戴墨镜，他说没必要，怕就别干这行。

1999年夏，刘殿林自立门户，率领一职业打假“狼群”，打遍全国50多家国有大商场，打击假冒的“资生堂”化妆品。2000年，刘殿林成立广州笑面狼调查公司，他说，身为江湖中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定要忠于客户。他的客户都是雅芳、LG、长城干红等知名企业。

刘殿林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假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不仅要懂法律，熟悉商品，善于辨别假冒品，而且要有策略、技巧、能力，有表达沟通能力、适应承受能力、化解危机能力。

“头脑反应要快，心理承受能力要强。既要懂黑道规矩，知道怎么对付，又要和执法部门合作。调查员就像卧底一样，被人识破怎么办？所以要有化解对方的怀疑的能力。”他说，“比如我打掉了某人上千万的商品，人家打电话给我，说过来喝杯酒，我要是不去，就太孙子了，要是去，风险又大，这时怎么应对？”

他的公司招的调查员，一般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武警和特警出身，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侦查技巧。这些刘殿林手下的“小兄弟”，又先后办过7家调查公司。

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素质不一，动机不一，手段不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像郭振清那样不为名利的雷锋式打假人，也有为钱财而敲诈商家的打假人，他们有成有败，有毁有誉。刘殿林一直将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王海尊为老师。大家公认，王海是这个群体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