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文
199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邓小平发话了

历史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八九风波”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一片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诘难。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

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7页）

16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心，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从“八九风波”以来，东欧发生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民选总统——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接着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面对这个局面，国内有些人起劲鼓吹，苏东事件是 “改革”引起的。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的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久波兰发生了波滋南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经济滑落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冤案遍及域中。

我意识到，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谈话精神的传达，当时的激动和兴奋可想而知。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

“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6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 “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 “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