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奥运期间，一家媒体开设“奥运金牌猜猜猜”栏目，但几乎没有人猜中。最后，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记者采访他，问：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他说，因为看了《强国梦》以后，觉得是这样

一

1988年元旦前，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揣着一部报告文学手稿来到北京。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成为主流，刘宾雁、苏晓康名噪一时。偏居晋东南上党地区文联的赵瑜，此前写过《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时称“晋军猛将异峰突起”。

但这一次，33岁的赵瑜带来的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即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与《河殇》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这是一部讨论中国体育的作品，与此前盛行的“冠军文学”大唱反调，它的主要内容，与《河殇》那个著名的开头颇有渊源：“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赵瑜找到了《当代》杂志社。《当代》杂志主编、副主编与其主办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集体拍板，决定尽早刊登，同时预案三条以防不测：第一，如果国家体委方面打电话就《强国梦》质询，可回以“这是文艺界的事，体育界最好不要干预”；第二，若“上面”有人以个人意见打招呼批评，不予理睬，但记录在案；若“上面”正式以组织名义批评，则集体承担责任。

对《当代》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易的决定。很多年以后，当赵瑜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反复叮嘱我要在文章中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以表感谢，比如章仲锷，比如刘茵，等等。当时，他们异常兴奋却又如履薄冰，整个稿子的审议、编辑、印刷，都处在一种保密状态中，以致到1988年4月《当代》（季刊）在当年的第二期推出《强国梦》之前，国家体委一直被蒙在鼓中。

《强国梦》一出，天下大哗，体育界首当其冲。据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4日报道，当时正在天津比赛的八一体工队队员，闻讯排队抢购《当代》杂志；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 《强国梦》摘要，校内大量复印《强国梦》原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30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电台予以连播。中国作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而且把《当代》杂志删去的2万余字补回，一次就出了15万册。在其封面登出的数十字摘要中，“中国体育的误区”等字眼赫然在目。

《强国梦》横空出世，体育主管部门极为紧张。事实上，《强国梦》不仅仅是向国家体委的工作挑刺，更要命的是，它“泄露”了中国体育史上的诸多疑案与秘密，如乒乓名将韩玉珍在日本比赛期间的自伤问题、中国现役国手服用兴奋剂问题、职业运动队的性质问题等等。赵瑜是谁？何以如此知根知底？

二

有关方面很快弄清了赵瑜的底细：1955年出生；70年代入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稍后转入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多次代表晋东南地区或山西省参加比赛，曾获山西省男子公路50公里自行车赛第5名、晋东南地区男子100米蛙泳冠军；后出任晋东南地区男篮教练，并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5届全国运动会；因喜爱文学，1978年开始在报刊陆续发表小说、散文、电影剧本；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两年后分配到地区文联；“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那个时候，中国竞技体育与电视机行业几乎是同步发展着。在“重大体育比赛”前夕，电视机往往成为商店里的抢手货。女排比赛期间，万人空巷，夺冠之后，北京城彻夜狂欢。在庆祝“胜利”的游行中，激昂、亢奋的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很快传遍中国，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标语式语言。这个口号也成为有关方面后来讨伐赵瑜的杀手锏。

一个长期羸弱的民族，当然无比希望获得强者的荣光。1932年，刘长春作为惟一的中国运动员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无功而返，“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体育”的浩叹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1984年，中国人“从哪里跌倒，又从哪里站起来”，在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拿到15枚金牌，一时间，全国所有的舆论工具共同演奏出了轰轰烈烈的欢乐颂。也就是在此前后，中国体育界决策人提出了一个极为浪漫的口号：在本世纪末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中国一时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但可以率先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这一 “体育超前论”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但经官方认可，居然大行其道。在如此导向之下，中国的媒介把体育新闻变成了 “金牌新闻”，把体育报道变成了连篇累牍的宣传。体育文学也几乎变成了“金牌文学”。为讴歌运动员夺取金牌的雄心，电影《沙鸥》中的主角——女排运动员沙鸥——竟然把刚刚获得的银牌扔进大海，这引起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批评：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什么才是“体育强国”？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界语焉不详，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中的具体涵义。他们沉迷于与自己的纵向比较和内部竞争中，固守堡垒，不能自拔。出成绩、拿金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于是有人说，赵瑜这小子在体育上没有混出名堂，没有拿过好成绩，于是才撕破脸皮跟体育界唱反调。

那时的中国体育界，不肯面对社会对体育体制提出的变革要求，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一般认为“现有体育体制基本上是好的”，“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最主要经验，也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乐于相信，赵瑜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与指导思想的批评，只是一种典型的酸葡萄心态，狂犬吠日而已。

三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鏖战正酣，在东欧集团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节节胜利，金牌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国内一派欢欣鼓舞的气象。

一天，还在师专读书的赵瑜到当地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只见众多病人由亲友搀扶着呆立在医院里，而门诊室内竟空无一人。医生到哪里去了？正疑惑间，突然鞭炮声大作，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雀跃欢呼，人丛中打出了“热烈庆祝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巨大横幅。

眼前这一群喜笑颜开、置本职工作于不顾的“白大褂”，与病人们苍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偶然的一幕让赵瑜开始心生疑虑：体育在这些医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开始搜集、查证资料，结果吃了一惊：中国据统计有3亿体育人口，但每年到医院看病者达25亿人次。这个更为巨大的反差，让他焦虑、不安，哀其不幸，如鲠在喉。

3年后，已经担任晋东南地区文联秘书长的赵瑜，终于开始写作《强国梦》。从1987年的秋天开始，他到北京走访了许多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9万字的初稿。他知道自己触及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个多月反复斟酌，才赶赴北京，敲开《当代》杂志社的大门。

赵瑜住进一家招待所修改稿件，元旦也没回山西。恰巧，电视片《河殇》剧组也住在这里。赵瑜熟识苏晓康，把《强国梦》底稿给苏晓康看。当时苏正为电视片的开场白劳神，几经易稿不能满意，看到《强国梦》，突然一拍大腿：开场白有了！这就是《河殇》那个著名开头的由来。

与《河殇》一样，《强国梦》也被认为是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产物。它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运动员文化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等。它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强国梦》兜头一盆凉水，大胆否定“上边”的既定方针，尖锐批评那些 “为国争光”者的价值理念，实为大逆不道。但在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海《文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认为这是“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是“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是对体育文学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这是极为罕见的。

198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当广大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运动时常忙于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的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惟有更新思维和切实的改革才能使这种‘误区’得以缩小以至消失”，“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 ‘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报国至诚的表现”。

四

体育界开始了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 “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修书山西省委，要求对赵瑜作出处置。天津体育学院部分师生则致函并约见《当代》杂志社编辑，要求就《强国梦》中有损天津体院的章节进行书面道歉和更正。《当代》未予理睬。被激怒的天津体院部分行政人员走出校门，直奔《当代》编辑部“讨说法”。

《强国梦》写到，考入天津体院大专班的国家队27名教练、运动员的成绩根本不及格，“最高者三门加一块58分”。为了证明《强国梦》之失实，来人带来了考生的成绩单，双方对质，才发现这些成绩单比 《强国梦》所写更差。来人悻悻而退。

对于《强国梦》所批评的体育界文化素质低下问题，体育界十分敏感。他们给出一组数字辩驳说，1987年全国有2．3万名教练，85%以上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其中大专达43%（据称1988年已分别是90%和近50%），国家集训队教练大专学历已占70%。全国近2万名优秀运动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也近50%。——但如果以上述天津体院事件分析，这个统计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国家体委属下的报刊杂志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体育报》发表《强国非梦，锐意改革》、《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强国梦》。有文章认为，《强国梦》对体育工作——无论是竞技体育、金牌战略、训练体制，还是群众体育、场地建设、体育科研都妄加否定，对广大体育爱好者、运动员、教练员、体育领导干部无不攻击、指责或嘲讽，实在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

不过，体育界也不乏内应者。事实上，赵瑜不仅得到了文艺界和新闻界的鼎力相助，也得到了体育界内部的一些积极配合。

6月18日，有关方面举办《强国梦》讨论会，号称“铁三角”的赵瑜、苏晓康、郑义全体到会。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体育界人士也大摇大摆来到现场，其中有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体育画报》主编杨迎明、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理论副教授卢元镇。曾雪麟只听不说，杨与卢则一起倒戈。杨迎明批评体育界“忘乎所以”，“老虎屁股看不得，更别说摸了”；卢元镇直言体育界是全国 “最缺少透明度的部门之一”，“长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卢甚至在会后邀请“铁三角”到国家体委眼皮底下的北京体院作报告，近500师生听讲，以致被体育界斥为“引狼入室”。

眼见不可招架，一些人便搬出了屡试不爽的那一套。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指出，《强国梦》作者把他所认为的种种“弊端”不仅归之于“官办体育的僵死体制”——包括“官办的专业队”、“官办的一条龙训练体制”——而且进一步挑明，“我所报告的这一切，中国体育界并不应该负什么太大的责任，……遥想当年，中原大饥馑，饿殍遍地，民不聊生，那怨谁？仅仅是河南省委的责任吗？”后来，《中国体育报》还发表文章称，赵瑜写《强国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时，《中国体育报》的总编辑鲁光，也是中国作协会员。有记载说，有一位文艺界人士遇到他，请“老鲁”对“小赵”多加关照，鲁光则报以一丝苦笑。

另据有关记载，在体育部门提供给各大新闻单位的一份说明材料中，曾明确指出：“赵瑜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不写强国颂，只写强国梦？”而在后来伍绍祖主编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中，对《强国梦》有如下结论：“毋庸讳言，《强国梦》等一批报告文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否定。”

让体育界人士尤为气愤的是，赵瑜无视我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把比奥运会小得多的友谊运动会的成绩加在一起，得出奥运会上我国仅得4枚金牌、两亿多中国人才能轮到一块金牌的结论”。当时，中国健儿出征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即，赵瑜之“乌鸦嘴”大放厥词，是何居心？

那份提供给各大新闻单位的材料磨刀霍霍，引用了某位人士的一句话：“等奥运会拿了金牌再说！”

五

“这件事吵吵嚷嚷到了秋天，热乎劲就过去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9月份，我们的奥运军团真的出事了。”赵瑜回忆说。

1998年9月，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汉城开幕。赛前，由于东欧集团重返奥运，体育部门知道很难再现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总数第四的辉煌，不过仍认为有望夺得10枚金牌，可位列金牌榜第六左右。他们预测，许海峰可以再次打响夺金的第一枪，李宁夺标不在话下，女排冠军非我莫属，乒乓球机会多多，何况还有举重、游泳、跳水，东方不亮西方亮，应有意外之喜。甚至足球也有可能小组出线，坐四望三。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强国梦》的“危言耸听”。

但是最终，中国只得到了5枚金牌，与赵瑜的估计相差无几。李宁、何灼强意外失手，女排惨败于苏联，足球队更是两负一平一球未进，丢人现眼。

汉城奥运期间，一家媒体开设“奥运金牌猜猜猜”栏目，但几乎没有人猜中。最后，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记者采访他，问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他说，因为看了《强国梦》以后，觉得是这样。

一连串失败的消息，使人们再次想起了《强国梦》。赵瑜一下子好像成了先知。先是上海《解放日报》在“解放论坛”上呼吁：那种几乎要把一篇心忧天下的《强国梦》扔到废纸篓里的事，在这次奥运健儿归来之时，再也不要重演了！《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说，“曾一度被一些人诅咒的报告文学 《强国梦》，那里面不也含着苦涩的真情、真话、真理的颗粒吗？”

《文学报》在头版发表了述评《想起了 〈强国梦〉》。文章写道：“今天看来，赵瑜的这篇报告文学可谓‘有言在先’，并‘不幸而言中’，这次奥运会上所暴露的我们体育界体制上的弊端，以及体育界存在的某些官僚主义、宗派色彩和种种不正之风，《强国梦》正是忠言逆耳。这篇文章差点被人们撕碎了，扔到纸篓里去，是有讽刺意味的。如今，‘金牌梦’被无情地粉碎了，而《强国梦》却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强国梦》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体育界一片寂静。

这时，上海的《文汇月刊》找到赵瑜，他们希望赵瑜沿着《强国梦》的思路挖掘中国体育代表团汉城失蹄的深层原因。赵瑜并没有思想准备，他正和郑义闷在山西的宾馆里写作电视片《我们、我们》——这是一部为了弥补《河殇》之不足，从一味倡导走向“蓝色文明”转为向内挖掘“黄色文明”现代价值的电视片，后因时局变迁而 “流产”——他只是在电视机前看奥运会，没有去过汉城，只能侧重于分析，而《文汇月刊》又急于发表，所以也写不了太长。他来到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那里距离国家体委很近——边采访边写作，写了3万多字，发表在《文汇月刊》1988年第12期上，题为：《兵败汉城》。

《兵败汉城》可以说是《强国梦》的续篇，开篇便以大量数据将中国与日本儿童的身体素质进行对比，结论是，“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比起1979年那次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赵瑜追问，“体委的职能，到底是领导全民族扎扎实实地开展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呢，还是单搞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们在《兵败汉城》中看到，女排教练李耀先手中既无权，也无威，在政治与体育紧密勾连的关系网中左支右绌，寸步难行；李宁本可以在上届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而今一时失手便被讥为“体操亡子”，以成败论英雄的实用主义思维，严重异化着中国人的体育观念。而美国游泳名将埃文斯才16岁，她是带着家庭作业去汉城的，回国第二天便收拾好奖牌，带着课本去学校上课。那些从汉城归来的中国运动员呢？

十年之后，在赵瑜的 《马家军调查》中，我们再次看到体育运动定位错误对科学、对人性、对人类终极关怀原则的反动。那些假借国家利益、集体荣誉之名强加给我们的狭隘理念、权力意志、个人欲望，依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

“金牌本是个好东西，谁不愿意夺取第一呢？我也喜欢看运动员争金牌，这是人类勇于进取的象征。但是，如果金牌反过来成为一种压力，成为了人的主宰，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赵瑜说。这是2007年7月，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4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