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 晴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写下这篇小文章，送给与我一起跑两会的美女同事们。感谢她们提醒我在“工作中修行”的大道理，教会我“同事=1+1＞2”的小道理。同事是没有性别的。但我还是祝福她们，祝福她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像最能干的男人一样战斗，像最美丽的女人一样妩媚。）
今天一早，我给全国政协常委、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房间，打了一个电话，约他谈谈他的提案。
69岁的他，在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为第一提案人，和一拨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呈送了《关于保留经济特区15%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案》。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新闻素材，一个与等待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息息相关的大新闻。
幸好，厉有为没有回避。他说，他在二组，我可以在他下午参与小组讨论的时候，采访他。我当然愉快地答应了。
上午11点，我先去湖南代表团驻地，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一年没有见他了，去年答应去湖南拜访他的承诺，也未曾兑现。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我想知道他对两税合并和经济特区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下午3点，我和陈叔红聊完之后，果断地毁弃了先前约定的：对另外一个省发改委主任的访问。我6点钟要去张罗一个饭局，一个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采访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饭局。还有三个小时，我必须前往京丰宾馆采访厉有为。
京丰宾馆的政协经济组有三个，我先去了经济二组，没有厉有为。我去一组，再去三组，没有，还是没有。最后，我从一个政协委员的花名册上查到了厉有为，在友谊宾馆的中共二组。我突然想起，我误会了王延春事先跟我说过的那句话。昨晚，我说需要寻找厉有为，她说，厉有为就坐在他旁边。她这几天一直在京丰宾馆，她是一个素来严谨而准确的人，我就将先前知道的友谊宾馆改成了京丰宾馆。
怎么办？
没有办法！
我没有时间再去友谊宾馆了。可是，明天就是周五，就是最后截稿的日子。
沮丧的路上，我联系王延春，她说，她已去友谊宾馆，在厉有为小组讨论的现场，捕捉到了他的意见。
我突然感受到合作的价值，默契的珍贵。
默契的珍贵，合作的价值，这两天感触尤深。
今天上午10时许，我们夹在一群记者中采访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两个像“竞争对手”似地，假模假样地，接力赛式地，“抢”足了李利明做银行专题需要的答案，而后迅速离场，去赴招商局董事长秦晓的约。
昨天中午，我饥肠辘辘地坐在全国政协机关的一间办公室，按照“不准拿走不准复印”的“两不禁令”，查看、抄录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依照党派中央提案、联名提案、委员个人提案的轻重缓急，我看到了《关于保留经济特区15%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案》。联名者中，还有李子彬，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是前深圳市长。太好了!我突然觉得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个前市委书记，一个前市长，两个经济特区的功臣，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行将通过法律程序合二为一的全国两会上，和其他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联名捍卫深圳经济特区的利益。我看看一旁低头抄录提案的王延春，真想立即拖着她离开，我们已经淘到了金子，无须再在沙石中翻滚，应该去吃饭了。但我还是安静地坐下了，接着去抄其他的提案。两个小时后，王延春眼睛发亮地指着厉有为等人的提案，我说，抄录完了。两人相视一笑，轻松而去。
此时，已经不饿了。饿过头了。但我还是想大吃一顿。现在回头想想，吃，不是对饭的生理需求，而是为厉有为这个新闻而兴奋的心理反映。
席间，我给跑两会的同事李晶发了一个短信，让她赶紧去广东代表团驻地，盯住来自特区的人大代表，问他们对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特区不特的反应。
饭后，我给另外一个跑两会的同事韩彦发了一个短信，让她确定厉有为在哪个房间？
坐在出租车上，我给编辑头版头条的文钊拨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原定的备选头条，可以改为厉有为提案引发而来的特区不特。那边赞成了我们的想法。
还没下车，李晶来电，说广东代表团正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大喜过望。我说我随后赶到，你先冲过去，一定要逮住他们问：两税合一的法律一旦通过，特区还能特下去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拿到了话筒，答不答就由不得他们了。
谢天谢地，我气喘吁吁赶到广东代表团驻地，闯入记者招待会现场的时候，主持人还没有宣布“到此结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单枪匹马坐在那里，一个人应对所有的记者。我远远地看着他，兴奋难当。我们的报道中，将有权威人士的说法了。
我找到李晶，她说，人太多，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她正在准备抢话筒。
我把背包递给李晶，从最后一排的中央，一路撵过去，把周围的人，往旁边扒，第二排有个被包裹占领的空座，我鲁莽地占领了包裹的位置。为了突出自己，我随后就将自己的椅子和屁股搬到了第一排。我想，聪明的主持人一定会打发我这个可能会影响秩序的人。果然不出所料，我一举手，主持人便宣布将话筒递给我。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真的不假。
我如愿地将问题递给了黄华华，他坦承，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之后，对深圳的确有不利影响。但也有有利的影响，总的来说，有利的影响大于不利的影响。他还透露说，“据我了解，15%的税率并不会马上取消。”他的话是我希望得到的素材，但是我还想知道的更多，我想追问不马上取消的原因，以及广东方面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出台前后有没有游说国家有关部门。可是，我的话筒已经交给了司仪，我不可能突破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的“记者招待会约定”。
李晶出场了，她把包交给了我，快速挤到人群的中央，别的记者是坐着的，她是站着的。一个衣着鲜艳的女记者，就那样站在那里，和别人一起举手，手当然比别人举得高。我们再次获得了提问的机会。她从司仪手中接过了话筒。她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她准确的发音，绝不嗯嗯啊啊的措辞，让黄华华没有任何机会对她的问题产生误会。
我们追问的愿望实现了。
散会了。晚餐时分。我们去泡餐厅。见到胸牌上写着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立即围过去，问特区的“特”，问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的“法”。幸好，我们遇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他让我们等到第二天下午，待人大财经委会开会讨论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访问。
晚上，韩彦将厉有为的房间号码发给了我。感谢她锁定了厉有为。两会上，她总能锁定我们想要锁定的人。做金融改革专题的时候，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一个印象，她总能搞定我们希望搞定的代表和委员中的男人们，让我们，让李利明，在一个极其仓促的时间内，做出一个从容的专题。
今天中午，李晶拨通了我的手机，告诉我，她不仅访问了陆百甫，还搞定了国家开放银行的一个副行长，该副行长对企业所得税法的看法，天衣无缝地穿行在《特区历史终结》中，摇曳在厉有为黯淡的背影之后，为本期的头版头条，备足了“草料”。
